他穿著俄羅斯斜領黑襯衫，戴一頂舊鴨舌帽，瘦削的臉曬得黝黑，鬍子好久沒有颳了，兩隻藍眼睛深深地凹陷進去，一看就知道，他是個老礦工。十二年前，他參加邊疆區領導工作的時候，就放下了鎬頭，可是現在他的樣子，仍然像剛從礦井裡上來的一樣。這從他的舉止言談上，從他講話的用詞上，都可以看得出來。

切爾諾科佐夫是邊疆區黨委常委和政府委員。他腿上得了壞疽，這個病折磨著他，不斷消耗他的體力。他恨透了這條病腿，因為它強迫他躺在床上已經快半年了。

坐在他對面，抽著煙沉思的是亞歷山德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歲，入黨卻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時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還是孩子的時候，她就嚐到了西伯利亞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個人是潘科夫。他低著那像古代雕像一樣美麗的頭，正在讀一本德文雜誌，不時用手扶一扶鼻樑上的角質大眼鏡。說起來叫人難以相信，這個三十歲的大力士竟要費很大勁才能抬起那條不聽使喚的腿。米哈伊爾·瓦西裡耶維奇·潘科夫是個編輯、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他熟悉歐洲，會好幾種外語。他滿肚子學問，就連那個持重的切爾諾科佐夫對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嗎？”日吉廖娃向坐在輪椅上的保爾那邊抬了抬頭，小聲問切爾諾科佐夫。

切爾諾科佐夫放下報紙，臉上立刻露出了興奮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爾·柯察金。亞歷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認識一下。他讓病給纏住了，不然把這個小夥子派到咱們那些難對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團員。

一句話，要是咱們大家都扶他一把，他還可以工作。我是下了這個決心的。“潘科夫傾聽著他們的談話。

“他得的什麼病？”日吉廖娃又小聲地問。

“一九二○年受傷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問過這兒的大夫，你知道嗎，他們都擔心這個病會叫他全身癱瘓。你看有多嚴重！”“我馬上把他推過來。”日吉廖娃說。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保爾沒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爾諾科佐夫以後都成了他最親近的人，在後來病重的那幾年裡，他們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達雅做工，保爾學習。他剛要著手小組工作，一個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襲來：他雙腿癱瘓了。現在只有右手還能活動。他做了許多努力，都沒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動了，這時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達雅勇敢地掩飾著她的絕望和由於無力幫助他而產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著說：“達尤莎，咱們倆離婚吧。反正也沒約定，碰到這種倒黴事還要一起過下去。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親愛的小姑娘。”達雅不讓他說下去。她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她哽咽著，把保爾的頭緊緊摟在懷裡。

阿爾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寫信告訴了母親，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兒子這裡來了。老太太、保爾和達雅住在一起，婆媳倆處得很和睦。

保爾繼續在學習。

在一個陰溼的冬天的晚上，達雅帶回來她獲得第一個勝利的好訊息——她當選為市蘇維埃委員了。從那時起，保爾就很少見到她。下班以後，達雅經常從她工作的那個療養院食堂，徑直到婦女部或蘇維埃去，深夜才回到家裡。她雖然很疲勞，腦子裡卻裝滿了新鮮事物。吸收她為預備黨員的日子臨近了。她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迎接這一天的到來。可是，偏偏在這個時候，一個新的不幸又突然襲來。保爾的病情在繼續發展。他的右眼發炎，火燒火燎的，疼得難以忍受，接著左眼也感染了。保爾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圍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層黑紗。

一個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礙，默默地出現在道上，擋住了他的路。母親和達雅悲痛到了極點，他本人卻很冷靜，暗暗下定了決心：“應該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進，要是為恢復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筆勾銷，要是重返戰鬥行列已經不可能——那就應該了結了。”保爾寫信給朋友們。他們紛紛來信鼓勵他堅強起來，繼續鬥爭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裡，達雅激動而又高興地告訴他：“保夫魯沙，我現在是預備黨員了。”保爾一面聽她講黨支部接收她入黨的經過，一面回想自己入黨前後的情況。

“柯察金娜同志，這麼說，咱們倆可以組成一個黨小組了。”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