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客人們在“天下美食廚房”裡酒足飯飽，另一隻眼望著滿桌子的杯盤狼藉，“文革”初期上海造反派的一句著名口號陡然湧上心頭——“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

毛主席他老人家還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其實，容我斗膽再補充一句，請客吃飯的種種“雅緻，從容不迫，文質彬彬”以及“溫良恭儉讓”，都是請客吃飯之表面現象，屬於桌面上的，至於請客吃飯的一系列前後期工作，其艱難，其煩瑣，其勞心，其勞力，其不得安寧，簡直就是一場暴動，甚至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一群人討好另一群人的暴烈的行動”。

上海男人看北京女人

張愛玲在小說裡打過這麼一個讓人流口水的比方：“如果湘粵一帶深目削頰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

那麼，北京女人又該是盤什麼肉呢？

在上海男人看來，如果上海女人是粉蒸肉，北京女人就是一塊蔥�大排。

所謂“糖醋排骨”，謂其色重，骨感，酸甜可口；而“粉蒸肉”者，意在色白，嬌嫩，粉妝玉琢。至於蔥�大排，既有肉感濃厚，又有骨感剛勁，比糖醋排骨過癮，比粉蒸肉鏗鏘。濃眉大眼，英姿颯爽，好吃，解饞，渾不論，愛誰誰，大快朵頤——當然，最大的特色，就是下面三個字，頭兩個，是“大氣”，末一個，“糙”。這道菜，通常只見於家裡或集體食堂的飯桌，從來不上酒席。

這還不只是上海男人在飯桌前的肉感幻想，老婆都是別人的好，女人也是“別處”的好。上海男人眼裡和心裡的北地胭脂，端的是十分“異國風情”的。

上海男人咸信，與本地“粉蒸肉”們的黏稠難纏相比，北京女人比較獨立，絕無事事依靠男人的壞毛病；北京女人夠朋友，不但不會跟你要這要那，關鍵時刻還會毫不猶豫地江湖救急，不是拔劍相助，就是怒“獻”百寶箱。不僅省錢省事省心，而且省力。前幾年，有位北京女作家寫了一本名叫《 京城閒婦 》的書，講述她在北京風花雪月的日子，整個兒一女版《 閒情偶寄 》。有一上海男人看了書裡一個細節，連夜打電話向我吐血報告：這女的在書裡說她經常自己扛煤氣罐上樓，這算哪門子“閒婦”哇？

誰說不是呢？這煤氣罐要是非扛不可的話，那個人也應該是一個上海男人哇。上海男人讀之，若不欣喜若狂，起碼也是個竊喜，鬧個暗爽。

北方的這塊大排，基本上用不著男人自己動手動腦，人自個兒就自動自覺地把自個兒給�香�熟了，還負責地扛到樓上，送到你的嘴邊。

北京女人，基本上就屬於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範兒了。

我不認識更不瞭解北京社會各階層的女人（　還讓不讓我活了？　），要說比較符合“做派豪爽，談吐大氣”這倆條件的，就說這幾年來往較多的京城電視圈女人。先說李靜，她的為人，直且爽，爽而快。不僅買單夠快，說起話來更是快人快語。有一次，她帶我和上海名士小寶出臺到中央電視臺錄一個烹飪節目，主題是由一名女選手做一道五花肉（　抱歉，跟肉乾上了　），吾們三人的工作是假模假式地評論一番。錄了三小時之後，由於導演的精益求精，選手的精益求精，遲遲不能殺青。就在這個沉悶的節骨眼上，李靜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的主持人身份，說時遲，那是快，只聽得這哥們兒大聲地對現場全體工作人員發出了一道指示：“就這樣吧，可以結束了，那誰，那選手，叫她抱著微波爐滾……”

其實，李的全文是“叫她抱著微波爐（　獎品　）滾字幕”。豪放做派，當時把我和寶名士這倆在“心理斷句”上都有障礙的上海老男人給著實嚇了一大跳。

又一回，也是CCTV的另一頻道，大冬天的在一廚房展示間裡錄一談話節目，開錄前，我提醒導演我跟前的茶几玻璃上有些髒，女大導二話不說，掄起胳膊就用袖子一通猛擦。玻璃是徹底乾淨了，可在接下來的四個小時裡，我的腦海中也就徹底被她的袖子所佔據了。

不管是“虎妞＋李銀河”還是“饒穎＋徐靜蕾”，都是被型別化的北京女人。事實上，北京女人絕不皆是“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正如上海女人不都是“十七八女，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但上海男人對北京女人的看法，也許都是誤讀，或者是“水在水裡是什麼”這樣的無頭公案，都屬於社會學教科書上所說的“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