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絕食者”那裡爭取到某種權益。根據我以往的研究，絕食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即“被絕食者”也必須是一個或一群能夠把另一個人的主動不吃飯當成一件嚴肅的事情去看待的人，不然的話，甘地傳記裡就不會特別地指出“甘地用絕食的極端方式來使受過教育的殖民者感到羞愧”。某種意義上，甘地以艱苦卓絕的絕食最終征服了殖民主義者，同樣的行動，卻無助於正確處理文盲人數高達85％的印度的人民內部矛盾。85％是印度國情的一個變數，醫學上公認的所謂“正常”的常數則是95％。醫學上對健康檢查結果的“正常”或“不正常”有一個判定標準，即若接受健康檢查的人口中有95％都在這一“正常值”的數值範圍之內，就算“正常”，超出的，就是“不正常”。這是根據統計學理論演算出來的，同樣的常數還可以被應用在人文科學領域，報上說，我國貪官汙吏擁有情婦的比例是95％，就財色二字而言，只劫財不劫色，肯定有病，不正常。當然，95％以上的群眾是好的和比較好的，95％以上的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要相信95％以上的群眾，相信95％以上的幹部。

不管怎麼說，95％不僅是一個常數，而且也是常識。所以，無論絕食多少天，亦無論真偽，醫學上也只是證明或企圖證明絕食者乃一個“不正常”的人。

也就是說，當一個不正常的人吸收著空氣裡的日月精華和微量元素之際，95％的正常的俗人最多也只能關心一下這些空氣中有害氣體及粉塵物質的含量。在95％或以上像我這樣一日三餐少一頓都渾身上下不對勁的“被絕食者”面前表演“辟穀真人秀”，斷然是不會讓對方“感到羞愧”的，至於聲稱在航天事業及軍事應用上的“不可低估的意義”因而也就更加值得低估，最起碼，楊利偉在天上吃的東西蒙中國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贈我嘗過，我認為不僅便於攜帶，成本合理，且與中國幾大航空公司頭等、商務及經濟艙的飛機餐相比，味道完全可以接受。

當然，如果把圍繞此事所打的口水戰也計算在內，絕食行為就變得更沒意思了。因為出招和拆招的在我看來其實都是為了證明“可活”這個相同的事實。“青原問石頭雲：‘有人道領南有訊息？’頭雲：‘有人不道領南有訊息’。”金聖嘆批曰：“須知道‘有人道領南有訊息’、‘無人道有訊息’，便是訊息了也。”有訊息沒訊息，都是訊息，這是禪的智慧，而今娛記們已玩得得心應手。吃了，可活；沒吃，亦可活。在一定的時間裡，吃不吃都可以活，戴口罩和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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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座山（1）

從前有座山，後來也有座山，事實上，一直都有山，當然還不止一座。但是，這種如山的事實卻一直也很難改變我對於山的觀感，我的意思是說，從小，我就對山沒有什麼好感。

雖然我出生並長大的城市裡並沒有山，但是“厭山”的感覺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可能從山上滾下來，而是其來有自：第一，官方話語方面，飽受“搬走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的鼓舞；第二，民間話語方面，又屢遭“壓在孫行者身上的五行大山”之恐嚇。在以上兩種意識形態的雙重影響下，一個思想正派身體健康的青少年彼時如果對山這種象徵著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東西還會產生什麼好感的話，思想庶幾反動。奶頭山，威虎山，許大馬棒座山雕，一座山就是一夥壞人，統統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最後一個原因，與1977年恢復高考之前一個思想正派身體健康的青少年的個人前途有關，我說的正是令人聞風喪膽的“上山下鄉”。當然，如果有得選擇，比較而言，我寧願下鄉，也絕不上山。

總的來說，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堅信山這個東西的唯一功能就是壞人用來壓在好人頭上作威作福的，對於這種又高又重又硬的東西，除了以“愚公移山”的堅忍革命精神移之而後快之外，實在想不出還有別的什麼相處之道。即便是爬到山的頭頂之上去作威作福一番，政治上大致正確，終究缺了“移山”的快感。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

雖然我幸運地逃避了上山下鄉，亦不幸地沒有參加過任何“移山”行動，不過，南方和北方的數座名山，後來都先後爬上去過，然後再爬下來，如此而已，無厘頭之至。除此之外，唯一與山所發生的關係，算下來就只有登山棋了。

登山棋，流行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今已不傳（　最起碼“聯眾”上沒有　）是一種常見的擲骰子游戲。玩家以各自擲出的點數決定前進的格數，從大本營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