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按我個人的標準和喜好想不出別的了。

汪：還有誰？你不是說3個人嗎？

牟：還有一個就是我自己。

汪：你跟孟京輝一起探討過戲劇嗎？

牟：聊得少，我覺得沒什麼可談的。

汪：他知道你對他戲劇的看法嗎？

牟：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跟孟京輝的關係太遠了，蛙實驗劇團的時侯，《犀牛》是他演的，《士兵的故事》是他演的，在我這兒演了兩個戲。後來他就上戲劇學院讀書去了。

汪：你們為什麼沒有成為同志呢，前面你們有這麼一個合作過程。

牟：為什麼要成為同志呢，（笑）我覺得這是個奇怪的問法。沒有人知道。但我尊敬他，我覺得中國需要不同的樣式的東西，數量很重要，但現在太少了。

汪：北京還是比其他任何一個城市樣式都多……

牟：它是首都哇。

汪：它更適合於你？

牟：那倒不見得。現在有一個前提，文化部系統的人永遠把觀眾當傻子，老覺得觀眾接受這個不接受那個，你要10幾億人都看一個東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現在的觀眾我覺得已經夠了，只不過你做戲劇的包括做電影的，你沒有把這部分觀眾找出來。這個工作等著觀眾去做啊？觀眾沒有選擇的餘地，中國觀眾太可憐啦！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說我不願看這個要看那個，我只能看這個！看話劇的人他只能看這幾個東西，他不能看別的。我排戲確實講過，我不為觀眾排戲，起碼我目前是這樣，如果要做商業性的戲劇，肯定不這樣。目前為止我不為觀眾排戲，你觀眾願意有什麼看法就什麼看法，都是你自己在現場得到的看法。比如，《與艾滋有關》演出完後，戲劇界一位有名望的老前輩、領導，一個人問他說，你覺得怎麼樣？他說看完後心裡面很不是滋味，感到心酸，然後又說這是反戲劇。我覺得第一，不管怎麼說，現場上他感受到了那種東西，他不真實地表達，然後用一個經驗性的東西來概括說這是反戲劇。我從來沒想過要反戲劇。這裡我還要說另外一個問題。女作家林白，寫了一篇小說，裡面有一段《與艾滋有關》。我不認識林白，但我覺得她感受力特別好，她在現場感受到了這種東西，非常敏銳。但她有一個模式，也就是她經驗裡的東西，她又時時拿感覺來與經驗作對。我覺得包括我們的批評家，對於創作者也好，對於評論者也好，首先應該相信自己的感覺，而不是所謂的經驗。因為所謂的經驗，你的經驗沒有這個東西，這個人的經驗可能非常狹隘，沒有這個東西他就認為不是什麼什麼，就輕率地下一個結論，這非常可笑。我覺得藝術創作是一個非常豐富的那麼一個大的背景。應該相信自己的感覺。很多人看了好萊塢電影，哎呀，挺好，但他又不重視自己愉快的感受，他說這是好萊塢電影，商業電影。這種話在搞電影的人裡我聽得太多了。很多人在經驗裡，一談香港電影，哎呀不要談，但我認為中國電影的大師在香港，在臺灣，而不是在大陸。香港的王家衛，吳宇森，臺灣的侯孝賢，是我心目中的電影大師。象現在有些人能有機會，所謂邊緣、地下群體的人，經常有機會出國，覺得出了國一下子會得到什麼。我的意思就是，你在國內有什麼，出國了你就會碰到什麼，你在國內什麼也沒有，指望出一次國，你同樣什麼都沒有。這是我要批判的一種現象。因為我看到的這種現象不止一個兩個。還有一種就是，有的人被媒體，或者是他自己定位，覺得他自己是某個東西。其實他不是，然後就把自己掛在那兒，很難受。張向陽你認識吧？張向陽寫《與艾滋有關》的那篇文章（《戲劇電影報》94。12。18。）我很喜歡，看完以後我給她打了電話，因為她沒有做任何採訪。文章描述的是她現場的感受。《與艾滋有關》，我自己非常偏愛這個戲，這個戲實際上從原則上是向契訶夫學習，我覺得我學到了一點點兒。這個戲從整體的感受上來講是學到了某種東西。《與艾滋有關》可能還要演，我自己到目前為止非常喜歡。我聽到一些人說這個戲，覺得非常有趣，左舒拉寫了一篇文章，說有的人謾罵，說用外國人的錢罵中國人，（笑）誰罵誰了？左舒拉是從《彼岸》開始就看這些演出。

汪：你為什麼選擇在北京做戲劇？

牟：說實話，作為個人愛好，我特別不喜歡北京這個城市。別的不說，就說吃飯，小飯館的環境特別糟糕。這個氣候，包括夜生活，北京有夜生活，但我消費不起。作為中國的城市，我特別喜歡廣州、上海、拉薩。這麼多年在這兒，肯定有這個因素，就是北京是首都，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