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為了回應市場化和新公共管理的趨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政府向非洲國家提出了一系列援助建議，史稱為“華盛頓共識”，旨在透過經濟自由化的改革，縮減國家部門的運作。但在許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由於國家的制度化水平相當低，健全的現代國家體制框架尚未建立，反而帶來經濟每況愈下，貪汙盛行。問題在於，國家部門在某些領域應該收斂，但在其他領域卻必須強化，許多經濟學家對於國家體制構建知識和基本概念的混淆，無法釐清國家本質的諸多層面，不能理解國家體制構建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性，結果導致失敗。這表明，市場化和新公共管理運動並非萬能，現代國家體制的建設在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討論削減政府人員和機構多少並非是解決問題的“萬能之鑰”，重要的是政府能力和作用範圍，以及是否有法治和監督。因此，學習如何構建現代國家體制並精益求精，乃是攸關未來中國發展的核心議題。

第二，區分國家權力與國家能力之間的差別。在強調充實政府機構的同時，可能會出現另一種誤區，即認為國家的專斷性權力應得以強化。事實上，我所主張的是強化國家的“基礎性權力”，即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而非增強國家“專斷性權力”。為了搞清楚這兩個概念，我們有必要從*？韋伯、邁克爾？曼和法蘭西斯？福山三位大師的著作中汲取廣袤的知識資源。其中，邁克爾？曼關於社會權力來源的研究向我們昭示了兩個層面的國家權力，其一是國家的專斷性權力，即國家採取的系列行動不需要與公眾社會進行常規化、制度化的溝通；其二是國家的基礎性權力，即國家能力。它指的是國家事實上滲透公眾社會，在其統治的領域以提供“後勤補給的方式”有效貫徹其政治決策的能力，這種“基礎性權力”在所有的工業社會中不斷強大並得以發展。他還指出，近代以來，就國家能力而言，專制的法國並不比*的英國強大，因為“專斷性權力”的後勤基礎不如“基礎性權力”的後勤基礎強大。英國政府能夠汲取比法國更多的財政收入，能夠更有效地動員社會各階層，從而更有效地提供內部的統一秩序，維護國家的對外利益。他的研究提示我們有必要對西方模式及蘇東改革實踐作出較為理性和公正的思考，反思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例如專制或統制主義有利於國家穩定與強大，而*可能削弱國家能力等所謂“常識性”問題。就當前中國的改革而言，實際上面臨著艱鉅的雙重任務，即在縮小國家的專斷性權力同時，又要擴大國家的基礎性權力；在限制國家專斷性權力的基礎上又要強化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換句話來說，在解構統制主義國家的同時實現現代國家的構建。我們不應簡單地將J市的政府建設理解為一個政府累積權力的過程，而是一個制度化穩步發展、“基礎性權力”的累積過程。

中國現代國家的構建、成長與目前情勢（8）

第三，釐清國家與社會關係中常見的兩個誤區。首先，國家與社會關係不是簡單的“你撤我進”，過去的這十年間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情形發生：政府把不該交的領域交給社會來承擔（任由市場本身透過自發的價值規律調節），在該由社會來承擔的領域卻不交；在該到位的地方不到位，在不該出現的地方則肆意出現，致使社會矛盾變得更加尖銳對立，反而削弱國家治理能力。其次，國家與社會關係並非此消彼長，而可能呈現“雙強”關係。從J市國家與社會關係發展的實踐來看，進入二次創業階段，J市轉入到以地方政府為導向的制度變遷過程，這一時期J市的現代行政科層體制建設有了長足的發展，政府職能有了顯著的擴張，“強政府性”和“強國家性”色彩較濃，但地方社會也並沒有因此凋敝，相反呈現豐富多彩的面貌。J市社會力量的出現正是現代國家構建本身的成果，透過地方國家的作用，做出了新的制度安排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在積極介入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尊重和調動社會的各種資源，培育社會生長，而社會能夠保持相對獨立性，發育起來的社會組織（如商會、行會）具有自我發育和自我服務的能力，雖然這一階段的成就和活動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經濟領域。目前，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應進入第二階段，即社會成員在繼續發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時，逐步進入“公域”，參與和影響國家的決策，並起到對國家與政府的監督平衡作用，雙方力量同時並存、互補增益，政府透過與日益壯大的公民社會機制的不斷互動更接，形成了一個結構緊密、環節眾多、相互間能進行“反思性監控”的治理形態，而國家構建將在這一互動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