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此都可看到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的密切關聯。

七、福利國家

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把維持大眾福利置於最優先的地位”，美國學者王國斌（R·Bin　Wong）寫道，“國家視農民的物質福利為最重大的問題”。以前政府重視的是授田和開墾荒地，但到明清時期，“國家對農民物質福利的注意重點，從生產性活動轉到了消費”。國家制定政策來穩定許多物資——特別是糧食——的供給。為此，清朝建立了一個複雜的糧食供給系統。中央向地方官員收集關於糧價、氣候和降雨的資料，以預測何時何地可能發生嚴重缺糧以及如何做出反應。國家以常規的和非常規的手段干預食物供給狀況，其核心是建立與維持一個儲糧數百萬噸的倉儲系統，代表著官方對人民物質福利的責任。這些做法在歐洲是完全無法想象的，更遑論能否做到了。＇40＇在一篇代序中，學者李伯重說，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碼生存權利的物質利益手段，“早在它們成為近代福利國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國就已存在，而且佔有重要地位。”＇41＇

“中國古代有沒有社會福利思想？”南懷謹回答說，“有！社會思想早有了，社會福利思想也早有了”，不過，過去都偏重在個人做，現在才是由政府做。＇42＇這樣說來，中國在十八世紀，豈不是已經進入了“現代”？

就在乾隆初年，政府擴大糧食倉儲的努力達到了一個高峰，其目標是把原有的倉儲數量予以成倍的擴大。在鼓勵私人捐監的同時，也依靠官府的採買。為此一度打算敞開收購餘糧，議行田賦徵實，以期“餘三餘一”、“一勞永逸”地解決糧政和糧食問題。＇43＇同時，破格賑糶救濟（如平糶不拘額數、於四鄉設廠、借糧減息免息、增加賑濟面、正賑外復設加賑等）。諭：“寧可國家多費帑金，不可使閭閻一夫失所”。併為之完善了糧價呈報制度和建立了清代人口統計制度（清初以來九十餘年只統計“人丁”而非大小男婦人口）。

乾隆初年糧政新措施實行的結果，使“輸納不益於前，而賑糶幾倍於舊”，並在乾隆七…八年兩江、直隸大災的賑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44＇但不久之後，即發現了新的問題：糧價上漲（可見追求“平價供應”，也是政府政策的目標之一）。經過各省督撫匯議，發現問題的癥結正在：官府是否需要儲存這麼多的糧食，和實施這樣的“福利主義”？政府究竟應在社會經濟事務中充當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乾隆十三年，高宗下結論說：“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為改弦之圖”，終於認識到，“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誠不易之論”；“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若概欲官為經理，勢必有所難行”。

乾隆初年的糧政努力，把清人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個高峰，也把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干預推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它雖未曾取消民間市場行為，卻無異於把它置於某種控制之下，希望主要依賴政府組織本身的能力，來一舉解決賑災、濟貧、吃飯等全部糧食問題。這顯然構成了近幾百年中國歷史中的一件大事，而相形之下，只有二十世紀的有關努力能夠與之相比。＇45＇

斯科特《國家的視角》的主旨，即要表明現代國家的那些出於良好用意而設計的專案，為什麼導致了那麼多的“失敗”和“悲劇”？從這種角度看來，乾隆時期的上述努力，豈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46＇

也許，缺乏對今天的深刻了解就不可能更深入地瞭解古人，反之，十八世紀的糧政事件也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紀（特別是最後二十五年）的相關問題。

八、議改土地制度

乾隆初年，在政府權力擴張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標之時，出現了對於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討論，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

田制問題是中國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儘管從宋代以來政府已很少干預和更改田制。清代初年，黃宗羲等主張恢復井田，說：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復”；李塨主張“可井則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並著重研究了從地主手中“收田”的具體方法等問題。＇47＇但似乎未能對實際政治發生直接影響。倒是滿人在佔領遼東以後，曾經計口分田（一男均給六晌），且對內地“富人多佔土地”，窮人“沒有土地”，“乞食身無一物”的現象頗有指摘。＇48＇

雍正年間，政府曾在旗地上設立井田。＇49＇乾隆初年，御史薛馧奏請限田額，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見，說：

“……（限田之說）本之漢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