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康有為的“今文公羊”、“孔子改制”等學說為張之洞等官員所不喜，汪康年更多地代表著張之洞一派的立場。梁、汪之間，由此生隙。

梁啟超考慮到《時務報》此時的財務困局及自辦報紙不易，對“孔子紀年”等項，採取了“不復力爭”的態度，對康有為提出的“再蹶再興”的強硬要求，也提出了“稍諧眾論”、“然後徐圖”的和緩對策。而他在致汪康年之弟汪詒年的信中，將其在《時務報》館中的委曲，盡情發洩出來：

“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前者變法之議（此雖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聞此者，實由南海），未能徵引（去年之不引者，以報之未銷耳），已極不安。日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為人？弟之為南海門人，天下所共聞矣。若以為見一康字，則隨手丟去也，則見一梁字，其惡之亦當如是”

同為《時務報》撰述的章太炎，亦因學術分歧，於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97年4月14日）在上海被康有為弟子所毆，狼狽不堪，避走杭州。汪康年與章太炎同鄉且交善，汪自然袒章。

第49節，

張之洞一開始並沒有參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