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黃郛還是去了。夫婦二人從來夫唱婦隨，到哪裡都結伴同行，唯有這一次，沈亦云並未隨行。

她的預感是對的。蔣、黃見面之後，黃郛果然再難脫身。

“黃先生”又成了“兄”，“蔣先生”又成了“弟”，蔣介石承認自己以前有虧欠兄長的地方，並重新把鑄劍上的那句話搬了出來：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

我做弟弟的現在有極艱難之處，哥哥你一定要幫我！

這個世上，哥哥幫弟弟，確實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

黃郛重回莫干山，已經是為北上打點行裝了。

沈亦云深知華北局勢的糟糕程度，她悲傷地對丈夫說：你這一去，必定是焦頭爛額。

此時的黃郛已經50多歲，身體並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積蓄足夠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無憂，而山外的那條路，一眼望不到頭，崎嶇艱險，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數多得數不勝數。

黃郛沉默了一會兒，長長地嘆了口氣。

此行“非僅為弟，更兼為國”，你不要以為我們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國家一旦垮下來，覆巢之下並無完卵，我們將無山可入。

不作努力，以後一定會後悔，如果盡力了，則心安無怨！

第2章　知己知彼

黃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總攬華北政務，其職位在何應欽和黃紹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這一個空頭銜外，他幾乎一無所有，能依賴的，只有政治運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當時中國外交界，甚至包括整個政界的實際情形是“重西洋，輕東洋”。所謂“軍事學東洋，政治學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沒有一個英美出身的文憑，人家連看都不會看你一眼，所以就連辦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學生。這些人對日本和日本人的瞭解，就像普通國人一樣，基本都浮於表面。

顧維鈞和顏惠慶雖號稱中國外交界的雙子星座，然而他們倆也只擅長與西方國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作風卻與西方人多有不同。

到了“九一八”之後，但凡能跟日本人沾點邊的，都成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對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沒有，在野也少有。

華北之敵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過招？

為了知彼，就必須想盡一切辦法蒐羅人才，哪怕是到“旁門左道”中去扒拉。

在黃郛的政整會中，“日本通”佔了一半。這些人以殷同、李擇一、殷汝耕為代表，他們以前或懷才不遇，或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輩在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