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首次磋商。惠特曼如此一說，就像是給了這一切一記響亮的耳光。6月11日，布什總統前往斯德哥爾摩前幾小時的講話，更使他們的怒氣有增無減。他說，京都議定書是一個“有著致命缺陷”的協定，它的“目標不現實，沒有科學依據”。他說，他不會遵從一個“會造成負面經濟影響，會使工人失業、物價上漲”的協定。

在外交領域，使用“表示關注”這種措辭，就已經算是一種嚴厲指責了，而這次的反應來得異常激烈。在斯德哥爾摩，瑞典政府稱美國的決定“令人震驚且會引起公憤”。英國環境大臣，邁克爾·米徹認為，美方的說法“極其令人擔憂”，是“一個跨大西洋的全球性對外政策問題”。而歐盟說它“深感憂慮”。歐洲議會的反應則更強烈，它稱：“為了滿足美國公司的短期貪慾而犧牲世界上大多數人的長期利益，這讓我們感到可怕。”日本敦促華盛頓重新進行考慮。澳大利亞強調指出，以美國消耗資源數額之巨，它有責任削減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衛報》更是無所顧忌，乾脆就明稱美國拒絕簽署這一協議是一種“塔利班式的粗暴破壞行為”。

在2000年的競選活動中，作為總統候選人，布什的確說過他將會強行限制發電廠的廢氣排放量，給人們留下了他當總統後會關注環境問題的印象。然而，就職典禮剛剛過去六個星期，新政府就撤消了此前公佈的保護瀕臨滅絕的大馬哈魚和鱒魚的一些措施。然後，2001年3月13日，布什放寬而不是加強了對發電廠排放物的管制，這和他在競選期間做出的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承諾恰恰相反。他一意孤行，全然不顧環境保護局局長惠特曼的勸阻。惠特曼說，“我強烈建議您繼續承認全球氣候變暖是一個確實存在的嚴重問題。”她補充道，“總統先生，這是一個關係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信譽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會在國內引起反響的問題。我們需要表現出興趣。”而總統辯解說，由於電力缺乏，我們的經濟處於緊急狀態，目前獲取更多的電力比處理排廢問題更重要。緊接著，3月20日，他下令放寬了對飲用水中砷含量的限制，第二天又推遲了旨在保護森林地帶集水區的採礦規定的實施。

由於採取了這些舉措，拒籤《京都議定書》的決定似乎就更凸顯了本屆政府根深蒂固的輕視環保的態度，併成為美國人揮霍無度、漠不關心和高傲自大的一個象徵。然而，這是一個極大的諷刺。迄今為止，美國在環保問題上一直都在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實際上，連環境保護主義都是美國發明的。而現在，突然之間，似乎我們的環境政策代表了美國所有的錯誤行為，我們也被當成了壞蛋。我搞不明白，我們是怎麼淪落到這種地步的呢？

環境保護主義：美國製造

早期的美國人先是與法國人、印第安人，後來是與英國人交戰，但他們與之交戰最多的還是樹木。斧頭與步槍同是開拓疆土的必備工具，新殖民地的上空常瀰漫著火燒木頭的氣味。讓人們意識到像這樣亂砍濫伐會造成對自然的破壞的是查爾斯·狄更斯。他將1842年沿國家公路旅行的情景寫成了一本《美國札記》。到1864年，人們對過度採伐的擔憂變得認真起來了，喬治·珀金斯·馬什出版了《人與自然》一書。該書認為，砍伐樹木將給土壤和當地的氣候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他也因此而成了美國首位自然資源保護論者。同年，亨利·戴維·梭羅的遺作《緬因森林》呼籲建立國有森林。國會也透過立法的形式使加利福尼亞州的約塞米蒂谷成了公共公園。1872年，國會將黃石定為第一個國家公園——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自此世界各國紛紛效仿這一舉措。不過最偉大的模仿者不是別人，正是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他是一位提倡保護資源的總統，共建立了17個國家公園和文物保護地，為國家公園管理局的成立奠定了基礎。他的遠房親屬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步他的後塵，在大蕭條時期成立了地方資源保護隊，透過修建環境保護的基礎設施來提供工作機會，而這些設施讓我們至今仍受益匪淺。

1962年，雷切爾·卡森和她的重量級暢銷書《寂靜的春天》砰然面世。這本書被稱為環保運動“讓全世界震耳發聵的一炮”。該書無可辯駁地闡明，我們將其視為進步的現代生活方式之基礎的化學制劑，實際上正在毒害著食物鏈中包括人類在內的大部分生物。卡森特別追溯了滴滴涕的破壞性軌跡，從為控制病蟲害而向榆樹噴灑開始，到鳥類的死亡、魚類的惡性病變，再到對人類肝臟和中樞神經系統造成的損害。卡森1964年因癌症去世時，她開創的事業已像滾雪球一樣不斷發展壯大，以致理查德·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