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關鍵，而發展的主要動力還是消費。消費取決於國民的消費能力，而消費能力取決於收入。讓國民先富起來，使他們把更多的錢用於消費，這就會帶動經濟更快增長。經濟發展了，GDP增加了，國防力量加強了，國家自然就有了“硬實力”。同時，國民的收入增加了，教育水平提高了，文明程度提高了，國家也有了更強的“軟實力”。

國家的強大離不開國民的富足。歷史上那些貌似強大而國民窮苦的國家都不是真正的強國。蘇聯當年軍事、空間科技水平足以和美國抗衡，似乎強大得很。但它把資源都用於強國，國民極為貧困，生活水平低下，最後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瓦解了。從現在來看，當年蘇聯的強，僅僅是紙老虎的外強中乾，民窮就沒有真正的國強。古羅馬、奧匈帝國，中國歷史上的秦皇、漢武、康乾盛世，都不可一世地強大過，但今天哪還有一絲痕跡？以富民而強盛者才有長治久安，以民窮而強盛者，只有瞬間的輝煌。

這個道理並不深奧，但統治者往往當事者迷。長期以來，中國飽受帝國主義的欺凌，所以統治者強國的慾望就特別旺盛。但他們並不瞭解，國家弱小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國民窮困。所以，他們的強國手段無非是用國家的力量去發展與強國直接相關的事業（如軍事工業或重工業），或者用稅收等方法把國民收入更大的部分控制在政府手中。發展經濟中“先生產，後生活”在現實中往往變成了“只生產，不生活”。他們忘記了*一個基本觀點：“生產的最終目的是消費。”最終引起消費不足從而制約了生產的發展。歷代的統治者只有強國夢，而沒有富民夢，這就使強國始終是一個無法兌現的夢。

我們現在遇到的經濟困難也在於重強國，而輕富民。如何使國民的收入有大幅度的提高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好在中央已推出一系列的富民政策，如到2020年使農民實際收入翻一番，事業單位實行績效工資，新的勞動合同法，最低工資標準等等。當這些政策真正見效時，我們就可以實現強國富民的目標了。

罪不在市場

一場襲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也攪動了思想界一潭風平浪靜的水。據媒體報道，西方世界再次興起《資本論》熱，似乎又一次敲起了資本主義的喪鐘，美國人在渴望社會主義。這種宣傳即使不是無中生有，至少也是誇大其詞。但在危機中，各國都求助於國家干預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場危機真是市場引起的禍水嗎？我們先從危機的發源地美國看起。

金融危機起源於次貸危機。次貸危機的起源不是市場調節，而是政府幹預。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曆史上經濟繁榮最長的時期。如果只是由市場來調節，繁榮之後必有衰退，進入21世紀經濟就該放緩了。然而，為了維持經濟的繁榮，美聯儲在2002—2004年間實行低利率。這就刺激了房地產泡沫，房價上升、房子蓋多了，出售成了問題。於是房地產商就想到那些沒房的窮人。按正常的房貸條件，這些人沒有資格和實力。他們只好放鬆房貸條件，讓窮人貸款買房。這些人就是次貸者。次貸者進入房地產市場，使泡沫更大。房地產市場一派繁榮。這些次貸又被證券化，變為證券進入金融市場。由於房地產熱，這些證券也熱銷。由此可以看出，發生危機前的房地產熱和相關證券熱並不是市場調節的結果，而是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引起的。

2004年之後，美國政府也看到了這種泡沫的危險，為了消除流動性過剩，抑制資產價格的膨脹，美聯儲又連續十幾次提高利率。房地產泡沫被捅破，價格下跌。次貸者無力償還債務，次貸危機在2007年爆發。次貸危機引發了金融危機，進而引發了實體經濟的危機。可見引發這場危機的仍然是政府的政策。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引發經濟成與敗的“蕭何”不是市場，而是政府。

完全市場經濟下也會有危機。自從1825年英國爆發了第一次經濟危機後，危機就每隔數年發生一次。過去我們把這種危機看成“瘟疫”，是絕對的壞事。現在看來，這種危機是完全正常的。任何事情都不會一帆風順，經濟也不會一直持續增長。經濟有了危機表明需要進行某種調整。在市場經濟下，經濟問題以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並強制實行調整。所以，每次危機的結果不是市場經濟的終結，而是使市場經濟發展得更健康。

20世紀30年代的危機太嚴重了，被稱為“大蕭條”或者“大恐慌”，於是出現了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本來過分嚴重的危機引起了尖銳的社會矛盾，由政府用政策緩解一下也沒什麼不可以的。但這卻使人們迷信於國家干預。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