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開槍打死了347名手無寸鐵的越南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老人、婦女和兒童。

鮑威爾是“梅萊大屠殺”三個月之後到的越南。但是，有證據顯示，他並非像他的敘述所暗示的那樣，對阿馬里克爾師向平民施暴的指控一無所知。1968年11月，在與卡利同一個旅但不同的排裡服役、正在回國途中的專業技術四等兵湯姆·格倫，給駐越美軍司令官克萊頓·亞伯拉姆斯上將寫了一封信，稱美軍屠殺了平民和俘虜。他說，有的部隊“任意向越南人的住宅射擊，在沒有受到挑釁或者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便向人群開槍……［這些行為］部隊各級官兵都這麼幹，因此說明這是得到批准的政策”。格倫的信沒有具體點出梅萊或者卡利排的名。

該信被轉到阿馬里克爾師師部，鮑威爾被指定進行調查並考慮如何回覆。鮑威爾很快就把信給處理了。4天后，鮑威爾跟格倫的指揮官談了話，然後起草了一封回信，信中稱指控並不屬實。鮑威爾寫道，有可能發生過美軍施暴的“孤立事件”，不過都已經進行了懲罰。“……阿馬里克爾師計程車兵與越南人的關係非常好，”他補充道。格倫很快收到一位美國將軍寫的內容完全相同來信。

格倫提出的指控就這樣不了了之了，因為它缺乏細節。作為一名有前途的年輕參謀軍官，鮑威爾對調查關於美軍胡作非為的含糊但卻令人不安的指控並不熱衷。直到後來另一名士兵、專業技術四等兵羅恩·萊登諾爾給他家鄉的國會議員寫信並因此引發陸軍對此進行調查之後，“梅萊大屠殺”的細節才傳出阿馬里克爾師。

士兵和水手（4）

在海外第二次服役的過程中，鮑威爾營救了他的指揮官蓋提斯將軍，在將軍和另外兩名美國人搭乘的直升機撞上一棵樹並墜毀之後，他將他們拖到安全地帶，因此被授予功勳獎章。乘坐同一架直升機的鮑威爾摔斷了腳踝。1969年夏天，他結束了在海外的服役期，動身離開越南。

鮑威爾仍然懷著對文職官員不珍視自己的自由和安全那種傳統的反感。林登·約翰遜在1968年宣佈不競選連任時，鮑威爾認為這是一個頗具“政治家風度的姿態”，但是“收拾行裝，打道回府，重歸牧場［原文如此］，這並不是職業軍官或者應徵入伍的美國人能夠做出的選擇”。

然而，第二次海外服役結束，鮑威爾從越南迴國時，對戰爭本身和美國打這場戰爭的方式，也有了更廣泛、更冷峻的判斷。鮑威爾的一些結論為後來幾代美國人所熟知，因為所謂的“溫伯格主義”（鮑威爾時任國防部長卡斯珀·溫伯格的軍事顧問）和後來所謂的“鮑威爾主義”（當他擔任參聯會主席之後）的國防部方針裡都包括了他的這些結論。最主要的觀點是必須有明確的目標，有美國公眾的支援，運用壓倒敵人的力量。“戰爭應該是政治的最後手段，”鮑威爾在第二次派往越南服役之後這樣認定，“在我們走向戰爭時，我們必須有一個我們的人民理解並且支援的目標；我們必須動員國家的資源來完成這一使命，然後去打贏這場戰爭。”

鮑威爾從越戰中還汲取了其他一些教訓。美國的軍事領袖們需要恢復元氣，美軍的文化需要改變；高階軍官滿腦子都是獎章、晉升和諸如死亡數字一類虛假的統計數字。軍事領袖們需要對文職領袖講真話，而不能支援那些“缺乏支援、並非全心投入的戰爭”。20年之後，作為美國曆史上最有權威的參聯會主席，鮑威爾得以將這些關於需要強有力和獨立的軍事領導的思想付諸實踐。

最後，鮑威爾是懷著對打仗和送死的主要是那些比較貧窮、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人的現象深深的不公平感離開越南的。“這麼多權貴子弟，這麼多職業運動員……設法擠進了後備役部隊和國民警衛隊，我深感憤慨，”他寫道。

在與世隔絕的南越，並肩作戰的南越士兵給理查德·阿米蒂奇起了個越南名字——“陳萬富”。這個名字有它自己的意義。“Phu”是“福”或者“富”的意思，多少跟阿米蒂奇的名字有點聯絡。“Van”指的是男性。“陳”是偉大的越南海軍英雄陳興道的姓，這位將軍曾在1287年擊敗過蒙古人的入侵。阿米蒂奇的越南名字大體意思便成了“富有的海軍大兵”。

在主動要求從海軍驅逐艦轉到參戰部隊之後，阿米蒂奇便在越南境內服役，參加了在湄公河和其他內陸及海岸附近的水道巡邏的部隊。根據他本人和官方的敘述，在第一次派駐越南的過程中，阿米蒂奇曾在沿海地區的一支南越伏擊部隊裡任顧問。一年後，他離開越南，在加州的克羅納多軍事基地擔任反暴亂教官，教授伏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