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格爾參議員這樣說道。⑨

切尼和沃爾福威茨的辯護者以同樣的激情回敬道，並非只有越戰老兵才是明智的。“90年代中，那些親歷沙場的將軍們一次又一次對美國參戰的後果判斷失誤——而沒有戰爭經驗的文職官員卻做出了正確的判斷，”《新共和》雜誌的專欄作家彼得·貝納特寫道，在他看來，鮑威爾等領導人對海灣戰爭和美國在巴爾幹地區的軍事幹預過於謹慎。⑩

那麼，鮑威爾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究竟獲得了什麼樣的作戰經歷？他們在那裡得到的教訓是什麼？事實上，儘管他們的越戰經歷使他們兩人之間結下了牢固的友誼，但他們的經歷並沒有多少相似之處。

鮑威爾在陸軍中服役，阿米蒂奇則在海軍中服役。鮑威爾是被派往越南作戰的，而阿米蒂奇則是自願去作戰的。鮑威爾在海外服役的經歷成為他漫長軍旅生涯的晉身之階；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服役，則是導致他放棄軍隊生涯的轉折點。鮑威爾參加越戰是冷靜的、超脫的，以此為職業；阿米蒂奇則對那個國家和人民產生了濃厚的個人和感情上的依戀。到1975年越戰結束時，鮑威爾已經獲得了提升，到其他地方擔任新的工作，有了新的任命。越戰最後的日子給阿米蒂奇帶來的，是幾天的英雄風光，然後是若干年沒有根基的不確定的生活。

鮑威爾到越南服過兩次兵役，每次歷時一年，第一次是1962—1963年，第二次是1968—1969年。第一次派往越南，鮑威爾被直升機送到南越偏僻的阿紹山谷，在那裡，他是美國顧問，周圍是南越軍人、山民、雞群、豬、螞蟥和幾乎每天襲擊他的部隊的越共。他經歷了敵人炮火的恐懼。他不得不依賴毫無規律的郵件（如果郵件送不到，就依靠無線電）來獲取妻子生下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並且是個兒子的訊息。參戰六個月後，鮑威爾踩上了陷阱，這是一種隱藏在地下的大竹釘，竹釘刺穿了他的腳。在剩下的幾個月裡，他在位於順化的一個師部裡服役。

士兵和水手（3）

鮑威爾懷著對華盛頓的文職領袖憤世嫉俗的心情，結束了第一次海外服役的任務。他的回憶錄裡到處是形容詞——“麥克納馬拉手下拿著計算尺的突擊隊”、“拿著計算尺的奇才們”、“五角大樓的高技術武士們”——表達了一個士兵對那些遠離戰鬥的決策者的不信任。鮑威爾還帶著認為戰爭的許多方面極為荒唐的感覺回到了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和他共事的南越上尉告訴他，阿紹基地很重要，因為它保衛著飛機場，飛機場之所以建在那裡，是因為要給基地補充給養。“我常想，我們是否真能有所作為，”鮑威爾後來反省道，“我們怎麼跟混在當地農民中間的敵人作戰？這些農民不是嚇破了膽，就是同情我們的敵人，他們不會出賣他們。”然而，在回國時他仍然堅信“幫助南越人保持獨立是正確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反對共產主義是正確的”。鮑威爾堅信，美國人僅僅需要向越南增兵就可以了。

鮑威爾在越南的第二次服役是從1968年7月開始的，此時，他已經從上尉升到了少校，美軍在越南的人數也已經從　11　000　人增加到50萬人。鮑威爾在阿馬里克爾師擔任營長，負責向部隊提供補給和其他支援。這一回，他不是在農村的前線作戰部隊裡，然而，他的營卻經常遭到伏擊和火箭、榴彈炮火的攻擊。

鮑威爾被派往越南兩個月之後，阿馬里克爾師師長查爾斯·M。蓋提斯少將在《陸軍時報》上看到一張鮑威爾的照片，旁邊的文章提到他是利文沃斯軍營一個指揮參謀班中軍銜第二高的軍官。他把鮑威爾召到阿馬里克爾師位於朱萊的師部，任命他擔任該師負責作戰和計劃的參謀。

這個新職務發揮了鮑威爾的才幹，使他兼有的組織和政治技巧以及個人魅力有了用武之地。在接下去的幾年裡，鮑威爾一再被任命擔任參謀或負責行政的軍官。不過，鮑威爾的新工作也使他第一次接觸到了有爭議的問題——這就是阿馬里克爾師企圖打掉關於後來被稱作“梅萊大屠殺”的指控的種種努力。

1969年3月間，鮑威爾在阿馬里克爾師師部工作，西貢美軍司令部監察長辦公室的一名軍官來到他的辦公室，要他在部隊的檔案中查詢關於某個死亡人數特別高的日子的紀錄。鮑威爾翻查了日誌，為調查員找到了1968年3月16日的日誌，那天，美軍一個排記錄他們在巴唐安半島上擊斃了128名敵人。據鮑威爾的敘述，直到幾個月後，獨立記者西摩·赫什的新聞報道披露了“梅萊大屠殺”的細節，他才明白監察長當時調查的是什麼。阿馬里克爾師一個由威廉·卡利上尉指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