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己的詩作，歐陽修一向並不特別看好，可對於這兩首和詩及另一首《廬山高》，他卻非常自重。有一天，也是多喝了兩杯，他竟情不自禁地對兒子歐陽棐說：“我一生最得意的詩只有三首。一首《廬山高》，兩首和介甫的《明妃曲》。《廬山高》，除了李太白，現在的人沒有一個能寫得出來。《明妃曲》後篇，太白也寫不出來，只有杜甫行。至於前篇，連杜子美也要擱筆，只有我才寫得出來了。”就因為父親這幾句話，後來歐陽棐真叫一個書法家，在烏絲闌絹上寫下這三首詩製成立軸，作為永久的紀念。歐陽修的自珍雖不無道理，可比起安石的原作，似乎仍然略遜一籌。

深父得到安石的詩，先也覺著寫得不錯，但推敲之後，就不安起來了。一見到子固，就問他：“介甫最近的《明妃曲》，子固讀到了嗎？”

子固說：“京里正熱炒這兩首詩呢，自然早就讀了。”

深父一聽更急了：“還熱炒哪，那更糟了！”

子固不知所以，連忙問道：“怎麼，有什麼不對嗎？”

“豈止是不對！介甫太欠考慮。”深父表情凝重，不是開玩笑。

子固一時也蒙了。他很推崇這兩首詩，認為辭達意深，了無遺恨，直逼李白、王維，歷來詠昭君的詩罕有媲美者。深父這話，從何說起？

深父見他發矇，越發皺起了眉頭：“你也沒想到？我問你：孔聖人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介甫詩卻說‘人生失意無南北’。再怎麼失意，也要有華夷之分哪！他這話不是太欠考慮是什麼？”

子固見他鑽的是這個牛角尖，不由得一笑，也引起了《論語》：“深父您忘了？孔子也曾想到九夷居住呢！人家問他：九夷簡陋，怎麼能住？他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據此看來，介甫這話恐怕並沒有錯。”

深父並不辯解，又說：“再看這兩句：‘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問題更大了，簡直就是敵我不分，無父無君了。怎麼能這樣比較？胡恩深就能忘記祖宗，漢恩淺就要叛國投敵？只要知心，就可以什麼都做，漢奸不都理直氣壯了嗎？”

深父這樣拘泥不化，子固一時竟無話可說了！半晌才解釋道：“深父，詩只能當詩讀。這麼大的帽子，介甫非給您壓趴下不可。我想他的原意，也不過是說男女歡愛之情一淺一深，哪裡能想到別的上頭？說到男歡女愛，元帝連認都不認識她，比之單于娶她為妃，可不是一深一淺嗎？介甫這話，原來不錯，怕是您太鑽牛角尖了！”

深父還是很不以為然：“不是我鑽牛角尖，是他詩裡自有罅漏。就是我不說話，以後也有人要說話的。你看人家白香山，他寫王昭君，說：‘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裡時！’忘不了的始終是君恩，這才是哀而不怨，忠心可鑑。司馬光和詩雖不及介甫，說‘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也一樣合於禮教。安石一向最重先聖之學，怎麼一寫起詩來，就忘乎所以了呢？”

子固自己也是詩人，見深父發了牛勁，知道三言兩語勸不過來，又不能一言不發，只好揀最重要的說道：“啊呀，深父，這寫詩可不是寫《禮記》、寫《道德經》，能那麼比嗎？再說，詩，貴在言人之所未言，說的要都是大路話，或者別人已經說過的話，還寫個什麼勁兒呀！”

深父仍然執拗道：“正是這話。我也知道安石是想出奇制勝。可凡事總有個度。韓退之說‘文以載道’。詩文一理，再怎麼，詩也不能離經叛道。出奇可以，不能出格。詩還是小事。為大事，要是也想出奇而不顧是否出格，可就麻煩了！介甫聰明過人，總能見出人所未見，出人一頭，尤其需要防微杜漸。子固你說說，我哪裡是沒事找事呢？”

子固怎麼也沒想到深父會這麼小題大做，洞幽燭微，而交織在這後面的，又顯然是對於介甫的深切關愛，又無奈又感動，一時倒找不出話說了！好大一會兒，才安慰深父：“介甫有您這樣一位畏友，實在三生有幸。不過呢，您也別太擔心了，詩究竟只是詩。我喜歡介甫的詩，倒正是因為他見解高人一頭，總能道他人所不能道。您不妨將您的看法寫信告訴他，讓他也參考參考。”

深父道：“那是自然。對介甫，我還能有話不說？既說，還能不暢所欲言嗎？”

說雖說了，可安石接到深父的信，自然又要比子固更多一番酸甜苦辣了。

說到詩，安石不過遭到朋友的一點關愛備至的誤解，而歐陽修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差點兒沒落下天大一場禍事。

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