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的大水，沖走她家僅有的一點財產。於是，家道中落。

她從高中起，靠助學金生活。

“孤雁”越飛越遠。1956年，她考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因為念師範每月有十二元五角伙食費和三元零用錢。

戴厚英說：“我這樣一個來自貧苦地區、貧苦家庭的女孩子，能夠上大學，我一直認為是因為新中國給予的。我對解放了的新中國，確實是充滿感情的。

“我在上海唸了四年大學，不知道上海最大的百貨公司在哪裡！我從來沒有到過上海的南京路！因為我只靠每月三元的零用錢生活。買了書，買了紙、筆，就沒有錢了。

“我穿的是母親手縫的用靛藍染色的龍頭布衣服，完完全全是一個鄉下姑娘的打扮。一點也不錯，我確確實實是一個鄉下姑娘，一棵路邊的小草。”

她唯一的嗜好是讀書。在大學裡，她徜徉於書山報海之中。她的胃口好大，貪婪地“啃”掉了一部又一部中外文學名著。她擔任過系學生會的文藝部長。

她提起了同學沙葉新。後來，沙葉新成了上海著名的劇作家。她說：

“我跟沙葉新在一個系裡。我們曾同臺演出，我演他的媽媽！”

她編過校刊的文藝副刊。她在校刊上發表過一首歌頌青春的散文詩，被《光明日報》轉載了。這是她平生迸發的第一顆文學火花。她第一次領取五元稿費。這對於一個窮學生來說，是終生難忘的。

1960年，她畢業了，分配到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文學研究所。

她住進上海鉅鹿路上海作家協會的集體宿舍。

一間小屋，三位女友同住。

她這樣形容自己當年的形象：

“短頭髮上扎一根橡皮筋，對襟棉襖，那件舊花布罩衫還是一位同學送給我的。我大學畢業了，還是一個鄉下姑娘的樣子。

“我年輕時，一股子熱情。我認為我是黨培養的，是‘黨的女兒’！我聽黨的話，跟黨走。

“第一次使我傷心，是在1961年。我寫了申請入黨報告。可是，整整一年，沒有一個人找我談過一次話！後來，我就提意見了，黨支部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要求入黨，怎麼沒有人理我呀？終於，一個支部委員找我談話了，說我要經過長期考驗，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好——父親右派，叔叔又是那樣死的，何況你自己在反‘右’中思想有過搖擺……”

“在反‘右’中思想有過搖擺？”反“右”的時候，她只不過是個十九歲的姑娘呀，剛從鄉下來到城裡，怎麼“思想有過搖擺”？

哦，問了一下，才明白：

那時候，許傑教授被打成右派。他再三申明，他以人格擔保，他沒有反黨。她同情這位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她相信這位知識分子的人格。她跟另外兩個小姑娘，寫了一張很小的大字報，很害怕地貼在一個角落裡，說能否讓許傑老師與黨委書記進行一次公開的辯論，讓我們辨別一下是非？這還了得？“貌似公正，同情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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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戴厚英寫《非命》（7）

對了，對了。那時候還有人貼出一張大字報，說的是“救救教育事業，老師待遇低”。她想到自己將來也是一名教師，看了以後心裡很難過，就在大字報上籤了名。後來那張大字報被定為“反革命大字報”。凡是簽過名的，都要向黨“交心”。她簽過名，不言而喻，“右傾”！

雖然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使戴厚英的腦子裡多了一根弦，但是她仍然還願意緊跟共產黨。那時，她一星期要給父親寫一封信，勸他對社會主義、對黨不要動搖。

戴厚英感嘆道：

“那次談話之後，我真的準備迎接長期考驗，一門心思接受思想改造。那時候，我確實是非常馴服的工具——儘管我的本性是桀驁不馴的，但是我認定了信仰之後，我是很虔誠的。我一片真心擁護共產黨。”

1962年，她的父親終於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她鬆了一口氣。她並不知道摘帽之後，那“摘帽右派”本身也是一頂可怕的帽子！

1964年，她被派往上海郊區——上海縣梅隴公社，作為“四清工作隊”隊員，參加了兩期“四清”運動。她本來就是農村姑娘，在勞動中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四清工作隊”的好評，“四清工作隊”準備發展她入黨，要她再寫入黨報告。可是，當“四清工作隊”跟她所在的單位——上海作家協會聯絡，上海作家協會黨支部不同意，因為家庭問題的陰影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