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實十分感性敏感的人，進入大學之後，他依然把少年時代的那種固執甚至偏執的性格帶了過來。4年的大學生涯，對於未來的前途影響甚大，他喜歡上了北京，但是同時他又在思索，自己與北京將會保持一種什麼樣的關係：“1987年，我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開始了新生活。我知道這4年在北京我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可能只是匆匆過客，但絕不能瞎耽誤功夫。在學校裡我仍然堅持自己非常感性的想法和做法，喜歡上的課就特別認真地聽，不喜歡的課眉頭都不皺一下就逃，除了我們系的課，別的系的課也聽，還不遠萬里地到中央美術學院、中戲和電影學院去聽課。

我不是個理性的人，我非常感性，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只知道這個……我不想要，那個……我想要。我的信念很簡單，四平八穩的東西我不喜歡，扔掉它！飛揚豐富的東西我有感覺，抓住它，這樣的生活我覺得很充實。

後來我們班同學回憶起我在宿舍的樣子，說：‘這李詠呀，心事特多，半夜醒來，看他躲在帳子裡，抽著一根菸，點著一根蠟，也不知他是在想什麼？’其實我早忘了想什麼了，只記得那段時間腦子裡經常自生自滅地冒著些小火花，挺不錯的。”

雖然遠離了父母，大學的日子依然按部就班地沒有什麼變化，當時的他，對於自己的大學時代頗有些不以為然：“那跟牢房差不多，當然那是過去了，現在可能會好得多，那時候對一個青春年少、精力旺盛的孩子來講，在大學的4年，包括在學校裡，確確實實也許是因為教育體制的問題，素質教育確實是沒跟上，我們沉迷於分數當中，沉迷於如果沒有好的分數將來怎麼辦？沉迷於這樣的噩夢當中，當然，學生時代過得很輕鬆，但是現在想起，確實是一個很可怕的經歷，有時候說把李詠打回到年輕的時代，願意不願意？我說我不願意。”

年輕很美好，但是每個人的年輕時代又遭遇著周圍的環境，所以人生歷程中的年輕時代與年輕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北京廣播學院在2004年9月的50年校慶的時候更名為現在的中國傳媒大學，成為###直屬的國家“211工程”重點大學，是中國資訊傳播教育的最高學府，從中畢業的學子，大量分佈於廣播、電視、電影、出版等領域。

1991年李詠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同他一起畢業的還有他後來的妻子哈文，以及《夢想中國》的對手節目《超級女聲》的幕後與臺前的功臣王鵬與夏青。無巧不成書的還有，在大學時，他們不但是同班的同學，而且李詠與王鵬同宿舍，哈文與夏青也同宿舍。再後來，李詠與哈文結為夫妻，夏青與王鵬同樣如此。

畢業的那一年，全班一共39名同學，只有李詠一個人留在了央視，同班同學都很驚訝，說真是“人不可貌相”。李詠的這一屆，正是畢業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屆，但卻是留在央視最少的一屆。沒有人料到李詠能夠留在央視，連他自己也不抱什麼希望。招聘的方式和現在一些真人秀選拔一樣，採用閉路電視進行選拔，從臺長到各個部的主任都參與了招聘。李詠對自己不抱希望，但既來之則安之，走到電視前的他倒是十分放鬆。他暢所欲言，縱情發揮，並沒有將電視前的表現當作是央視招聘他的選擇標準，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奢望”留在央視。

結果總是出人意料，第二天，央視到北京廣播學院要人，告訴他央視留下了他，李詠說，他激動得差點暈倒。

給李詠分配的是中央電視臺海外中心的北美衛星欄目，也是今天《中國新聞》的前身。在國內的狀況是，央視四套的節目，其收視率遠低與一、二套的節目，李詠雖然學的是播音專業，但是卻很少有機會走到鏡頭前。雖然那個時候還是個無名小卒，但是李詠卻並未感到對他這個學播音的人來說有什麼鬱悶的，相反，他說，自己做的是播音員的編制，但幹著的卻是編導的活，雖然收視率不甚理想，但是可以任他自由發揮，不但不鬱悶，反而是一件頗為愉快的事情。雖然學的是播音，但他認為自己如果真的繼續搞播音，那還真的沒有什麼大出息，在李詠的感覺中，播音只是念念別人寫好的稿子，沒有自己的能動性，相比之下，他還是更願意去做記者或者編導。因此，最初，他在《中國報道》欄目做過一段時期的記者。

但是剛進央視報道時卻發生了一點小插曲，也促使李詠在播音與記者兩者之間選擇了後者。當時的西藏電視臺要開男女對播，急需男播音員，因此跑到央視借。李詠剛進央視，作為新人嘛，總要接受一些歷練，於是“援藏”的任務落在了他的肩上。那時李詠很瘦，身高米，體重卻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