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宋彪身為君主立憲制的皇帝並無必要說太多的話，但他還是先開口和諸位說道：“此為帝國第一次的訓政會，又面臨日軍的嚴峻威脅，民族存亡旦夕，國運榮辱難料，希望諸位能同心協力，與國家共存亡，與朕和國民共榮辱。”

聽著這樣的一番話，身為總理大臣的唐紹儀只覺得肩膀上的壓力沉重無比，他起身再躬身行禮，道：“請陛下放心，臣等必將生死置之度外，不惜一切代價保全國家疆域和尊嚴，絕不割讓一寸國土，絕不出讓一分國利。”

其他諸位大臣只能也再次起身行禮，大家沉默無語，似乎唐紹儀所說的就是每個人的內心話。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確實已到了最為危急的時刻，勝則國家統一，偉大復興指日可待，敗則國家分裂，民族繼續沉淪，繼續要被外國列強壓迫和殘害。

宋彪此刻還不能在這樣的會議上公開說“肯定是要開戰”之類的話，他也不想多說其他的話，示意諸位大臣坐下來繼續開會。

會議行程一切按照原先的預定進行，唐紹儀先開始談財政危機的問題。

中齤華帝國的第一任總理註定是一位過渡總理，要帶領中國從舊官僚體系走向新政府體系，唐紹儀則是一位從舊官僚體系中走出來的新派知識分子和新派官僚，在稅務、通商、海關、外交、開墾、省政等方面都有很不錯的表現，從政經驗豐富，也是從基層一步步磨礪到一省巡撫的新舊交替時期的特殊官僚，絕對要比革命派的宋教仁、黃興、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更適合主持中央內閣總理的工作。

如果沒有意外，宋彪在原則上會支援這位總理走完十年的兩屆任期，但不會更久，身為皇帝，宋彪不會支援其他人和他分享這個時代的領袖權威。

唐紹儀的舊官僚生涯起步於天津稅務衙門，這是他的一個重要優勢，對於政府的財政和稅收工作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

在財政大臣張康仁和稅務總局局長歐陽錫的幫助下，唐紹儀提前整理了一份關於新政府財政危機的全面報告，以沙俄帝國為重要的參照物，按照常規來計算，如果中國按畝正常收取每年10％的農業稅，平均每畝地的農業稅可達到1。2銀圓，全國統計14億畝耕地則可以帶來16。8億銀圓的稅收，約合1。6793億英鎊。…；

幅員遼闊，耕地面積龐大是新帝國最為重要的優勢。

即便將全國的農業稅調低到1/15的6。67％水平（這是絕無可能之事），以及考慮稅收徵收過程中的豁免、疏漏、人為過錯等等問題，國家的農業稅也不應該低於7。85億銀圓，同時考慮中央和地方各省在農業稅上的3：7分成，中央財政的農業稅總額也不應該低於2。35億銀圓，而往年清政府的農業稅總額的中央收入僅有五千萬兩銀子。

這裡面足以說明很多問題。

然而，這一點並不是中央財政危機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地方財政的混亂，各省獨自為政和府縣一級官員的缺失導致了稅收工作的荒廢，使得1910年的稅收未能有效流入中央。

依據稅務機關在各省的摸底調查，事實證明在大多數的地區，去年的稅收並沒有停收，各地所謂的革命軍還是大量徵稅，乘機擴充兵力，地方團練、保安團也紛紛以各種名義徵稅，中央所推行的厘金雜稅取消政策不僅未能得到推行，各地農民所承擔的稅收反而較之去年有所增加。

即便在北方和江浙地區有所減少，減少的幅度還是未能達到中央的標準，如此鉅額的賦稅則大幅落入地方各種小型私人武裝的手中。

唐紹儀說了很多問題，最後的結論就是想要清理中央財政問題，必須大幅度清理國內遍及各地的小武裝，無論對方打著何等旗號，不管是光復革命，還是自治革命，不管是保安隊，還是團練，一概要予以打擊，各地要追查稅務，爭取將去年各地徵收的稅務突擊提交上來，哪怕是按照分稅制，也必須確保三千萬白銀的中央財政增收。

唐紹儀是很著急的，他必須儘快解決中央財政危機，即便此前透過查封清政府戶部、內務府庫銀和滿清權貴財產得到了大約一千六百萬兩白銀的資產，此外又和遠東銀行拆借的四千萬銀圓貸款外，中央國庫實際上並無餘錢，完全是靠發行貨幣來解決財政危機。

各省新軍的軍餉開支，各地官員和政府日常開支都讓內閣政府舉步維艱，同時還要面對一場即將到來的大規模的舉國戰爭，唐紹儀這段時間是急得兩鬢斑白。

宋彪並不急於說話，他一直是很沉默的聽唐紹儀主持中央內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