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苦的太久。被滿清剝削和奴役的太久，作為民族，我們已經重新站起來了，現在應該大踏步的繼續向前追趕世界列強，不管是學美國。還是學德國，只要能讓中國富強，能讓人民不再捱餓，那就是一條好的道路。我和黃興就此作為很多次的探討，如果不談同盟會諸位同志的付出和犧牲，現在這樣的局面實際上是非常有利於中國和人民的。我們現在應該將革命的道路轉向民主革命和光復革命的同時推進，推動民主和自由，推動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發展。所以，我們才決定建立民主黨，參與國會，參與到帝國憲法的制定中。”

孫逸仙這才感嘆道：“是的，你們說的非常對，我承認我此前的一些堅持是過於擔心，以及過於粗心了，忽視了我們現在最為困難的問題。”

說到此處，他鄭重其事的站起身向宋彪行躬身禮，續道：“現在，我正式的代表同盟會的同志們承認中華帝國的締建。”

宋彪還是很高興的，只要孫逸仙承認帝國統治全國的權威性，兩廣和西南的那些小軍閥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基礎，真正淪落為的小武裝，而不再是高屋建瓴的共和革命武裝。

有了這樣的基礎，後面怎麼打擊那幫小武裝都不為過。

宋彪同樣站起身和孫先生握手，道：“我們能夠就此達成共識是一件好事，但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商談啊。”

隨即，在宋教仁也起身後，宋彪又和他握手。

宋彪的這番話絕對沒有說錯，即便孫先生承認了帝國的權威，在臨時憲法的制定上，雙方肯定也還有著大量的爭議，這種爭議就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分歧，就是執政者和在野者的分歧。

這天下午，宋彪和宋教仁、孫逸仙就臨時憲法、兩廣政治、革命軍等等問題談了非常多的時間，三人的會談一直整整持續了四個小時，比較大的分歧是軍事武裝和政府都要效忠皇帝的問題，宋教仁和孫逸仙都提出了非常多的反制前提條件，在臨時憲法的有效期上，雙方的爭議也很大。…；

孫逸仙還有一個新想法，那就巡防軍直接完全歸屬各省管轄，而不受皇帝的控制。

宋彪很有耐心的就坐在這裡和他們逐一批駁，將他們的意見就駁回去，帝國的國會將在四月份正式召開，而臨時憲法實際上已經起草完畢，就等國會正式透過。

宋教仁、孫逸仙都已經看過臨時憲法的草案，他們的意見肯定非常多，小的問題上，宋彪不做交涉，這不是他的工作，但在大的問題上，他必須一條條的反駁，確保這份憲法的透過。

雙方談了一個下午，大的分歧就逐漸沒有了，不是說沒有，而是宋教仁和孫逸仙也沒有辦法去反駁宋彪。

國家現在就是如此危急的情況，宋彪絕對不能失去對國家的控制力，一旦大權都被限制了，還有一堆扯他後腿的限制，最終只會是國破家亡。

在這一點上，他和袁世凱是截然不同的。

比起北洋政府之時的袁世凱，宋彪手中的實力要厲害很多，同盟會則弱小很多，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的牽制住他。

此後的幾天裡，孫逸仙就在宋教仁的陪同下，繼續和內閣政府的其他大臣見面會談，特別是和主要負責起草臨時憲法的王寵惠等人見面後，雙方又進一步的交涉了很多條款。

直到1911年的1月2日，宋彪才和孫逸仙就《中華帝國第一臨時憲法》達成了基本的一致共識，雙方也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一份光復會和同盟會的共同宣言，提出全政統一、復興中華民族、建設現代憲政國家和保障民權民生四大口號。

雖然兩人同時簽署的共同宣言，但在發表這份宣言之後，中國註定將徹底進入“宋震旦”的時代，一切真正的權力和聲望都將落入宋彪的手中。

簽署宣言之後，孫逸仙辭去了同盟會理事長的職務，由宋教仁擔任理事長，將整個同盟會都改組為中國民主黨，以推行中國民主自由革命為新的政治目標，總體上還是比較晚的轉型，包括共進會、萬國青年會等主要分支組織，此時都已經加入光復會。

在第一屆國會的席位中，光復會至少佔據一半的位置，而光復會盟方的維新進步會、新政強國會、立憲會同樣佔據著較多的席位，這種情況對後加入的中國民主黨是不利的。

就在這種政治的較量中，光復革命最終超越共和革命成為這個時代的勝利者，在思想、理論、政策上日漸得到了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鄉紳名流、政客和各種地方勢力的認同，成為中國強國思想的主流。

歷經顛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