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體積感更重要。”

這年放暑假後，我到呼和浩特和山西的雲崗石窟畫了一些畫。8月14號的晚上我把自己畫的一些寫生稿帶給老師看。這些全都是我對著景直接用墨畫的。也不是用的墨汁，而是在雲崗石窟邊上，磨著墨畫的。

開啟幾張一看，他立即批評說：“畫得太黑了！由於太黑，畫上的雲崗石窟的樓閣就不突出了。”他又重複了過去他曾經給我講過的人、山、樹、建築物之間的關係。我說在畫的時候，不知道怎麼用筆處理眼前的物象。他說這些都不重要，這也沒有什麼方法。

可染老師說，“以前給你講過一些思維的方法。眼前有墨，紙，筆，顏料，把你知道的東西畫出來就成了。沒有一定格式。”老師略略沉思，又說，“你可以用畫素描的方法畫你要畫的物件，也可以用線條的辦法畫。物件是什麼樣，你就按它是什麼樣認真地去畫就可以了。沒有必要講什麼西洋畫的畫法，還是中國畫的畫法。”

“你應該把山畫得淡一些，把樹畫得淺一些，把房子也畫得淡一些，要表現出層次來。”老師批評說。我說原來畫的線條太輕，您批評過，現在畫得又太硬，太重，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層次少了。他說不管怎麼樣，輕也好，硬也好，不能畫成一個墨餅子，這樣就滯了，死了。他再一次強調了不要把畫畫“滯”了。“層次是怎麼來的？還是過去給你講過的話，是從比較中來的。由於你在幾個形態之間比較的少，所以才畫成這個樣子。”老師的樣子有些嚴厲，他讓我在這方面要好好再下一番功夫。老師回憶起他在幹校勞動的時候，上面讓背毛主席語錄，有一句話叫“有比較才有鑑別”。他說這話有道理，他讓我一定記住“比較”兩個字對於層次來說是多麼重要。

9月3日下午，我拿了自己的作業又到了老師家裡。不過，這一次沒有指點成，原因是老師家裡來了一位客人。這位客人30多歲，是從西安來的，他帶來了他的一些畫讓老師指點。我想這也是我的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就在一邊也跟著聽。

那位客人拿來的畫中，有兩張石魯先生的畫稿，一張荷花，一張畫的是山石。另外還有一張石魯先生的書法，都是原作。可染老師問那位年輕人進過專門美術學校學習過嗎？那人說沒有。但是他說他從1959年就開始畫畫了，今年34歲。他說他經常向石魯先生學習，請教。

說到這裡，可染老師關切地問“你能不能談談石魯同志文化大革命初期和現在的一些情況？”老師說他很惦記石魯。因為文革期間老師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不便也不敢打聽別人的情況。那位年輕人說，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陝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趙望雲、石魯等一批老畫家受到了衝擊。美協和美院之間有過不同的看法，這次鬥爭就有些激烈。這時有位中年畫家某某為首的造反派，動手打了石魯等同志。方濟眾也被下放到漢中文化館。　美協被解散了。趙望雲生了病，今年去世了。石魯一直生著病，肝臟和神經都有毛病，現在正在恢復期間。那位年輕人又說，過去石魯在創作技法上幫助過一些人，也曾經幫助過動手打過他的那位畫家。因為石魯在延安生活過，是老革命，還給那位畫家提供過許多創作素材。年輕人說到這裡，可染老師插話說，“現在形勢好了，應該讓石魯同志畫一些畫。石魯同志是老革命，技法好，又很聰明，應該為國家、為人民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可染老師表達對一位畫家發自內心的關愛之情。這也使我受到了很大啟發。正是這一次的聆聽，促使我日後去西安為石魯先生拍攝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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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我高考，老師頭疼

可染老師當年談話中對石魯先生的關心，對我後來拍攝《中國文化名人》產生了很大影響，也是一個巨大的動力。後來我到西安為石魯先生拍照時，等了三天才拍成，吳冠中先生為此還寫了文章。到西安我也拍了方濟眾先生，這兩位老人現在都不在了。當年在可染老師家裡我還見到過著名花鳥畫家鄭乃珖先生，後來又見到他時，他說他已不在西安，回到老家福州了。

現在再回過頭來說一說可染老師對那位西安青年的畫作提意見的情況。可染老師給他提了三點，老師示意我作記錄。第一，要認識清楚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第二，關於造型的基本功，一定要打好基礎，這是根本的根本。第三，要有純熟的筆墨技巧。學習繪畫，這三點缺一不可。

老師隨後對那位年輕人說他畫的太怪了，三十幾歲的人還很年輕，要把“奇”與“正”的關係處理好。比如說三、四歲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