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麼回憶的：“我以記者的身份專程到文華書院訪問了陳獨秀，我是抱著崇敬的心情去見他的。見面後我告訴他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畢業後因找不到工作當了記者。他說當記者也好，能為社會服務。後來我們談了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反封建，婚姻自由（當時有許多女學生同我談論婚姻自由問題）等問題。陳獨秀是漢學專家，他的漢學不在章太炎之下。我還向陳獨秀請教學漢學的門路。他指導我讀書，講了做人做事的道理。這次我們談了個把鐘頭，分手時我表示惜別，不知以後什麼時候能再見面。他說以後還有再見面的機會。他來去匆匆，在武漢時間不長就到上海去了（引者注：陳獨秀回北京後經天津再去上海）。走之前我又去見了他一次。

我是為了採訪新聞去找他的，沒想到後來我和他交往這麼多。他關照我不要寫文章向外發表我們的談話。……”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載《包惠僧回憶錄》，三六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跟陳獨秀兩次匆忙的談話，使包惠僧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興趣。這樣，他在跟陳潭秋見面時，也常常談論這些問題。當陳潭秋邀他加入“小組”時，他一口答應下來。就在李漢俊來信不久，有客自上海來。來者名喚劉伯垂，又名劉芬。他是湖北鄂城縣人氏。他在清朝末年時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法科。他在日本時便與陳獨秀結識，友情頗篤。劉伯垂是同盟會的老會員，曾在孫中山的廣東軍政府擔任高等審判廳廳長。一九二○年秋，他從廣州途經上海回湖北。在上海，劉伯垂拜訪了老朋友陳獨秀。陳獨秀吸收劉伯垂參加了共產黨。陳獨秀交給劉伯垂任務：回湖北時，找董必武聯絡，在那裡建立共產黨組織。“對了，你還可以吸收鄭凱卿加入共產黨。”陳獨秀特別關照劉伯垂道。

鄭凱卿，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字。此人既沒有留過洋，也沒有讀過多少書。他原是失業工人。後來，在武漢曇花林文華書院當校工。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陳獨秀到武漢時，住在文華書院，便由鄭凱卿照料他的生活。短短四天相處，陳獨秀跟鄭凱卿相處甚為融洽。陳獨秀把革命的道理講給鄭凱卿聽，鄭凱卿很快就明白了。

劉伯垂坐船從上海來到了武漢，約董必武在武漢關附近的一家小茶館見面，轉達了陳獨秀的意見。幾天之後，吃過晚飯，陳潭秋、包惠僧、鄭凱卿應約來到了武昌撫院街張國恩律師事務所，那裡也是董必武借寓之處。劉伯垂來了。他帶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檔案，傳達了陳獨秀的關於在武漢建立“小組”的意見。這是一次秘密會議，由劉伯垂主持。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當時叫武漢共產主義研究小組，後來叫中國共產黨武漢支部）就在這天建立。大家推舉包惠僧為書記，陳潭秋負責組織工作。

劉伯垂在“老虎”身邊——湖北省警察廳背後的武漢多公祠五號，掛起了“劉伯垂律師事務所”的牌子。那裡，成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們經常聚會之處，而“老虎”居然沒有發覺這眼皮底下的紅色目標。一個多月，這個“小組”增加了兩名成員：一位叫越子健，又名雲詡，董必武的同鄉，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據云是董必武介紹的。另一位叫趙子駿，是武漢的青年工人。由鄭凱卿介紹加入小組。張國恩由於律師事務忙碌，而且對馬克思主義沒有多大興趣，在小組成立三個月後申明退出。在一九二一年春，又有劉子通、黃負生加入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兩人都是湖北黃岡人——陳潭秋的同鄉。他倆曾創辦《武漢星期評論》。李漢俊在一九二○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親。途經武昌時，曾與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們見面，向他們講解過唯物史觀，講解過社會主義學說。

另外，維經斯基的秘書馬馬耶夫和他的妻子馬馬耶娃，還有北京大學的那位“中國通”鮑立維，曾訪問了武漢。他們住在張國恩律師事務所裡。馬馬耶夫本來想以教英文作掩護，幫助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開展工作。無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國人，在外國人不多的武漢畢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們只是在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利群書社參觀了一番，就不得不離開那裡。

第五部分：響應山東的“王大耳”

共產主義之火，也在山東點燃。

“山東雖是中國舊文化發源地，但講到現在的新文化，卻是幼稚得很。別的不用說，單就專門學校而論，還是被一班販賣日本古董客在那裡專利，很帶點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色彩。從去年十月間省議會議員王樂平，組織了一個齊魯通訊社，附設賣書部，專以販賣各項雜誌及新出版物為營業。通訊社雖以人的問題未能十分發達，賣書部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