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租了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漁陽裡（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路南的一處房子作為會址，並請董必武和張國恩主持會務。這樣，董必武便在霞飛路漁陽裡住了下來。

張國恩也是湖北黃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學，一起加入中華革命黨，是董必武的好友。他們一起住在善後公會。斜對面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詹大悲與董必武早就相熟。他曾在一九一二年任國民黨漢口交通部部長。後來亡命日本，加入了中華革命黨。經詹大悲介紹，董必武結識了詹家的鄰居。那位鄰居也是湖北人，剛從日本帝國大學畢業歸來，跟董必武一見如故。此人便是李漢俊。

李漢俊跟董必武談蘇俄，談列寧，談馬克思主義，借給他日本版的《資本論入門》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李漢俊使董必武從三民主義者轉向馬克思主義者。誠如董必武自己所說：“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裡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董必武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三六九至三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董必武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之路。回到武漢，他和張國恩等人商議辦學，培養人才。他們設法籌集資金。董必武還把身上的皮袍脫下典當，以作辦學經費。經過四方奔走，終於在湖北省教育會西北角、涵三宮街南面小巷裡，辦起了私立武漢中學校。這所中學後來成為湖北的紅色據點。該校英語教員，名喚陳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

第五部分：響應陳潭秋　包惠僧加入武漢小組

董必武如此回憶他跟陳潭秋的交往：“我第一次見到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剛從國立武昌高等師範英語部畢業的潭秋來上海參觀，經他同班同學倪則天的介紹，我們見了面，由於志同道合，我們一見如故，在上海期間，相互交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心得，暢談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抱負，同時商定用辦報紙、辦學校的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開展革命活動。”《董老憶潭秋》，《楚暉》第一期，六至七頁，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陳潭秋的原名叫陳澄，據云是“要澄清這混濁世界”之意。潭秋是他的字。不過，如今人們都習慣於稱他陳潭秋。陳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十歲，湖北黃岡縣陳宅樓人。他的祖父曾是清朝舉人，但他的父親是個農民。他兄弟姐妹十個，他排行第七。陳潭秋起初在黃岡上小學。十六歲時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學，來到武昌。二十歲時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介紹他和董必武認識的倪則天，便是他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同班同學，而倪則天是湖北黃安人，跟董必武同鄉。

陳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去的上海，那是因為在五四運動中，他是武漢的活躍分子。當武漢派出學生參觀團前往上海時，他是參觀團的成員之一。回到武漢後，董必武籌辦武漢中學，陳潭秋跟他志同道合，而且剛從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就參加了籌辦工作，並擔任英語教師，兼任第一屆乙班班主任。一九二○年夏，董必武收到了一封來自上海的信。一看那熟悉的筆跡，就知道是李漢俊寫來的。李漢俊告訴他，上海已經成立了“小組”，希望武漢也建立起“小組”來。董必武看罷信，便找陳潭秋商議。陳潭秋當即贊成，願與董必武一起著手建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兩個人建立一個小組，當然太小。董必武建議把張國恩吸收進來，陳潭秋則提及了包惠僧。張國恩跟董必武同鄉、同學，同去日本、同入中華革命黨，在上海也同與李漢俊談過，理所當然，他是很合適的可供考慮的物件。當時，張國恩擔任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監、律師，與董必武過從甚密。經董必武一說，馬上答應參加“小組”。陳潭秋提及的包惠僧，是他的同鄉——湖北黃岡包家畈人。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晦生、包一德、包一宇，曾化名鮑懷琛，用過筆名棲梧老人、亦愚。包惠僧又是陳潭秋的校友——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只是比陳潭秋高几班。他在一九一七年畢業之後，在武昌教了半年書，便失業了。愛好活動的他，索性擺脫了課堂的束縛，去當自由自在的新聞記者。他擔任了《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公論日報》、《中西日報》的外勤記者，四處活動。他到了上海，到了廣州，到了北京，使他開了眼界，瞭解了中國的社會現狀。

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陳獨秀光臨武漢之際，這位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跑去採訪。這次採訪，深刻地影響了包惠僧。包惠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