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了這筆錢，張國燾的日子越來越拮据。

無奈，一九六八年，他和楊子烈遷往加拿大多倫多。不久，進入那裡免費的養老院。

一九七六年，張國燾中風，轉入免費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凌晨，張國燾在翻身時，毛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凍死在病床上，時年八十二歲。

第八部分：錘鍊車禍使劉仁靜喪生　1

在張國燾去世之後，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劉仁靜。

在十五名中國共產黨“一大”出席者之中，劉仁靜最年輕，當時十九歲。倘不是一場飛來橫禍——車禍，使他在一九八七年喪生，也許他今日還活著。

劉仁靜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無常，也是夠曲折、複雜的。

劉仁靜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上擔任翻譯。他自詡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英文版著作，在會上常與李漢俊展開論戰。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劉仁靜回到北京，籌備創辦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刊物《先驅》（《The　Pioneer》）。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先驅》創刊號問世，定價為“銅元兩枚”。創刊號上註明：“本刊尚未覓定地址，請讀者諸君向該處代派人訂購可也——北大傳達室代售。”

《先驅》由劉仁靜、鄧中夏兩人負責。後來，《先驅》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劉仁靜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與中國共產黨代表陳獨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四大”。劉仁靜在會上作了發言。就在這次會上，劉仁靜結識了托洛茨基。

會議結束後，陳獨秀先回國，劉仁靜在蘇俄逗留了幾個月。回國後，在廣州列席了中國共產黨“三大”。

一九二三年，劉仁靜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他在《中國青年》、《嚮導》、《民國日報》發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諧音“競人”（“仁靜”顛倒一下）作筆名。後來，由於他與施存統意見不合，離開了團中央。

一九二六年九月，劉仁靜赴蘇聯，在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這時，他學會了俄語。

也就在這時，蘇聯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鬥爭。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

劉仁靜同情並傾向於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六月，劉仁靜回國時，特地用美金買了一張假護照，繞道歐洲回國。

劉仁靜繞道歐洲的目的，是聽說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劉仁靜先來到德國，得知托洛茨基準確的地址，便來到土耳其，在一個小島上終於找到托洛茨基。

“中國是一張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語跟他交談，“我很高興有了來自中國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裡，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時間跟劉仁靜交談，有時，下午也交談。他們一起划船、散步。

劉仁靜在那個小島上度過了十幾天。從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實的門徒。

一九二九年八月，劉仁靜坐海輪迴到了上海。

託派鄭超麟這麼回憶：

“劉仁靜回國，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個公寓，我和尹寬（引者注：也是託派）兩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對派立場同我們說話，也同擁護中央（引者注：指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人說話。他告訴我們，昨日惲代英來看他，他向代英批評黨的官僚化。仁靜又告訴我們，他此次經過君士坦丁堡，見過‘老託’。我同仁靜約好時間，在我家裡會見陳獨秀。”

劉仁靜雖然一回國便與陳獨秀以及中國託派組織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見過托洛茨基自傲，處處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統託派”、“欽差大臣”自居，以至在託派之中也弄得相當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趕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個人辦起刊物《明天》來！

他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在託派中，劉仁靜也單槍匹馬。一九三○年，他與陸慎之結婚。

不久，他在坐火車時被人認出是劉仁靜，國民黨警察逮捕了他，關進了蘇州反省院。在那裡被關了三年。他寫了《資本改良芻議》等文章，發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後來，他母親的哥哥出了錢，總算把他保出來。這時，託派組織把他開除了。他找陳獨秀，陳獨秀不見他。

這樣，中國共產黨不理他，連託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國民黨，倒向三青團（三民主義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