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不是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發起。”李達：《關於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幾個問題》，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邵力子在一九六一年這麼說：“研究會成立半年多，逐漸轉變成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邵力子：《黨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六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林伯渠在一九五六年則說：“我在上海一共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座談會四五次。”林伯渠：《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三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回憶：“共產黨小組或共產主義小組都是一樣的，是內部的名稱。”《袁振英的回憶》，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四七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周佛海在一九四二年稱之為“籌備性質的組織”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一九四二年版。陳望道在一九五六年則說，還是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望道：《回憶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現今可查到的這個“小組”的七位成員，七種說法。查閱當年的報刊，則又有第八種說法，即這個“小組”名叫“社會黨”。

一九二○年十月十六日《申報》上，曾披露這麼一條訊息：

“社會黨陳獨秀來滬勾結俄黨和劉鶴林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並刊發雜誌，鼓吹社會主義，已飭軍警嚴禁。”《申報》稱陳獨秀為“社會黨”，倒是有根有據的，因為陳獨秀在這個“小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雜誌上公開宣稱“吾黨”即“社會黨”。

那是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八卷第一號《新青年》，刊出陳獨秀的《對於時局的我見》一文。此文是由於“昨天有兩個相信社會主義的青年，問我對於時局的意見”，於是“我以社會主義者的見地，略述如左”。陳獨秀的“略述”，令人詫異地提及了“吾黨”：“吾黨對於法律底〔的〕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此處清楚表明，“吾黨”即“社會黨”。下文，又一處如此行文：“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產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產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這位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的文章，本來就引人注意。他口口聲聲說起了“吾黨”，警方馬上意識到他組織了“社會黨”。正因為如此，《申報》的訊息用警方的口吻，稱之“社會黨陳獨秀”。也有人稱這個“小組”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不過，這是後人取的名稱，並非當時的名稱，沒有被採用。現在對於這個“小組”的正式的、統一的稱呼，叫“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室二○○二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把各地成立的小組均稱為“早期組織”）。對於這個“小組”，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如此論述：“實質上，共產主義小組就是黨的組織。”“共產主義小組是以列寧建立的俄國布林什維克黨為榜樣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它的工作方向，即奮鬥目標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人，絕大部分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承認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並且努力和工人群眾相結合，在實際鬥爭中逐漸鍛鍊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共產主義小組概述》，見《共產主義小組》，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這個“小組”推選負責人，眾望所歸，當然公推陳獨秀。在維經斯基看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找有學問的人才能號召”，而陳獨秀正符合這個條件。這樣，不論是“小組”的成員們，還是蘇俄的代表，都一致以為非陳莫屬。“小組”的負責人叫什麼好呢？叫“小組長”？叫“主任”？維經斯基沿用俄共（布）的習慣，說應當叫“書記”。“書記”一詞，在中國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書·高適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不過，古時的“書記”，是指主管文書的人。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