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髮妻高曉嵐所生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學學習。就在陳獨秀抵滬前夕，陳延年、陳喬年獲准赴法勤工儉學，於一九二○年一月離滬，坐船經香港、海防、西貢、新加坡、吉布提、蘇伊士運河、塞得港，到達馬賽，在二月三日乘火車到達巴黎。

第三部分：醞釀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組”

那時節，常常出入於漁陽裡二號的，還有一位文弱書生，名喚沈德鴻，字雁冰。後來他寫小說，署筆名“茅盾”，逐漸以茅盾知名，而本名沈德鴻卻鮮為人曉（儘管他在一九二○年使用的是原名，但為了照顧讀者習慣，此處仍用茅盾）。這位以寫《林家鋪子》、《子夜》、《春蠶》著名的作家，在解放後當過十五年的文化部長，是人所共知的非黨人士。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以八十五歲高齡去世。

在茅盾病歿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他生前的請求和一生的表現，決定恢復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這“恢復”兩字，表明他原本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恢復他的黨籍之後，黨齡從何時算起呢？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決定中寫明“從一九二一年算起”！茅盾，跟那位進出漁陽裡二號的王小姐，說起來還有點沾親帶故。如同他在《我的學生時代》茅盾：《我的學生時代》，《東方》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所回憶的：“父親把我送到一個親戚辦的私塾中去繼續唸書。這親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兒王彥臣。王彥臣教書的特點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學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樣上午應個景兒，下午自去訪友、飲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聲’不錯，學生最多時達到四五十個。王彥臣教的當然是老一套，雖然我父親叮囑他教我新學，但他不會教。我的同學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歲的，只有王彥臣的一個女兒（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齡差不多。這個表姑母叫王會悟，後來就是李達（號鶴鳴）的夫人。”茅盾，王會悟的同鄉——浙江省桐鄉縣人。他從小便與王會悟認識，同在烏鎮長大。烏鎮，十萬人口的城鎮，一條河沿鎮穿過，一艘艘烏篷船往來河上，一派江南水鄉風光，令人記起茅盾筆下的《春蠶》、《林家鋪子》。

一九一三年，十七歲的茅盾考取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教他國文的，便是沈尹默，教文字學的則是沈尹默之弟沈堅士。“沈尹默教國文，沒有講義。他說，他只指示研究學術的門徑，如何博覽，在我們自己。”在北京大學預科唸了三年，他經親戚介紹，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他的英文不錯，所以在該所英文部工作。後來調到國文部。這時候的他，在中國文壇上還默默無聞。

他開始給張東蓀主編的《時事新報》投稿。最初，他信仰無政府主義，覺得這個主義“很痛快”，“主張取消一切”。慢慢的，他讀了一些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轉向了馬克思主義。陳獨秀來到了上海，住進了漁陽裡。陳獨秀原本不認識茅盾，聽張東蓀說起茅盾能譯英文稿，便約他見面。“哦，原來你也是北大的！”陳獨秀聽茅盾說起了北京大學，說起了沈尹默老師，一見如故。只是陳獨秀那很重的安徽土話，使茅盾聽起來很吃力。陳獨秀拿出一疊英文的《國際通訊》（《國際通訊》是共產國際的刊物，每週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種文字出版）交給茅盾，說道：“你把裡面關於蘇俄的介紹翻譯出來，供《新青年》刊登。”於是，茅盾常常進出漁陽裡二號。於是，當陳獨秀、維經斯基召開座談會，茅盾也參加了。於是，茅盾參加了一個“小組”。關於這個“小組”，茅盾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寫《回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一文中如此敘述：“我記得小組的成員有：陳獨秀、張東蓀、沈玄廬、李達、邵力子、李漢俊、周佛海，還有一些別人（引者注：此處張東蓀有誤，他未加入“小組”）。小組開會在陳獨秀家裡。會議不是經常開，主持人多是陳獨秀。開會時，有一個蘇聯人，中國名字叫吳廷康，很年輕，好像是顧問，他是共產國際派來做聯絡工作的。……“小組在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小組沒有黨章，我記得在嘉興南湖開會前一兩個月，陳獨秀叫我翻譯《國際通訊》中很簡單的《俄國共產黨黨章》，作為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參考。那時候，我覺得有些字不好譯，例如‘核心’這個名詞，現在對它我們很熟悉了，在當時就不知道用什麼字譯得易懂明瞭。我們參加小組，沒有學習黨章，也沒有文字上的手續，只有介紹人。“小組是秘密的。黨成立後，有‘社會科學研究會’作為公開活動的場所。……”茅盾還翻譯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第一章。

茅盾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