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些什麼力量呢？最早的也許是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主義以及孫先生與這位天賦極高的青年信徒之間的密切關係。蔣先生似乎是真心接受他的導師的革命理論以及這項理論所帶來的各項要求。他並且得到他的夫人宋美齡女士的賢妻的很大助力，自從締婚以來，她對於他的日益遠大的眼光以及日益深厚的道德基礎實有極大的貢獻力。他的工作的繁重和複雜，其種類之繁複以及幾乎不可克服的困難，也許在提醒一種謹嚴的責任感方面有不少的助力。國家危難期間的急迫性可能更加強了這一責任感。每一個致力於改善中國境況的人都覺得現有情況是可以改善的，他的努力所得到的反應必已引起他對於工作的興趣，這項興趣並隨閱歷之增廣而增長。

基督徒兄弟？（4）

蔣先生信奉基督教差不多已有十年，他雖然極謹慎，卻能履行這一信仰的原則與實踐，因為他對於這項信仰，已有更清楚的認識。他最初對於基督教所知並不太多，但在公務繁冗與為國事焦勞之中，他仍找出時間來從事個人的宗教修養，並且養成一種習慣，他已以此事為取得指導、靈感與精神力量的泉源。作者本人以一個基督徒的身份，不能不相信恪遵教義與倚賴這一信仰為精神的憑藉，對於性格確具潛移默化的作用。蔣先生本人在其有關西安事變的經歷的公開言論中，認為他從耶穌的教義與榜樣中所學到的東西，對於他目前的態度與行為有很大的影響。由此而言，如認為宗教的因果律對他會發生影響，似乎是合理的事。

作者在這裡無妨再說幾句話作為本文結束。作者與蔣先生的個人間接觸，使作者在各階段中對於他的觀感完全無異於中國人民在上述同一階段中對於他的觀感，卒而對於他的愛國心之顯明誠摯與他私生活之絕對清白，具有無容置疑的信心；對於他的欽仰則越來越含有愛的成分。中國在其更生與重建的最緊要關頭期間，能夠有他這樣一個有品格有才幹的人來積極領導全國，實在是極幸運的事。這一點是清楚無疑的。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司徒雷登的主動示好，使“蔣介石對他的態度也日見友善，以至逐步發展到相當親密的程度”。

1934年，受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影響，燕京大學出現財政赤字，司徒雷登倡議發起“百萬基金運動”。　司徒雷登在一次與蔣介石的會面中曾經談及此事，蔣介石當即決定讓司徒雷登在南京勵志社總社（勵志社主要是一個接待國內外軍政人員的機構，其總幹事黃仁霖是美國留學生，基督教徒）就燕京大學辦學宗旨與教育制度諸問題發表演講。

這次演講會可謂是盛況空前，除蔣介石本人因臨時有事未到外，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以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張群、何應欽、陳誠等在內的國民政府各院部及海陸空三軍將領等共200餘人出席。司徒雷登在會上用中文所作的長篇講演，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直接產生的效果就是國民政府*自是開始每年撥給燕京大學萬元經費，政府各機關部門也爭相聘用燕京大學畢業生。

基督教這根紐帶將司徒雷登與蔣介石聯絡在一起，以致有一種說法認為：“司徒雷登把蔣介石視作基督教在中國得以傳播的最好範例，並引以為榮。”

事實上，蔣介石在信仰基督教後，在信仰方面是非常虔誠的，每日按時做禱告，他也曾向司徒雷登談過自己內心的宗教世界。

1927年蔣宋聯姻的婚禮，就是在上海宋宅以基督教的方式進行的。

蔣介石日後發表的說詞也可看出基督教教義對其思想的影響。他推動與提出的一些口號和措施，比如所謂“新生活運動”等，也無時無刻不存在基督教的影子，或者是中國的儒學與基督教教義結合的產物。當他遇到困難甚至挫折時，也以讀基督徒的心書《荒漠甘泉》而自勵。蔣氏夫婦在南京中山陵園內建基督凱歌堂（私人教堂），“凱歌”兩字即取自“二十四史”中的《晉書·樂志上》：“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並親筆題字：“耶穌降世一九四七年十月基督凱歌堂，蔣中正題。”1949年到臺灣後，他又在臺北市士林官邸側建士林堂，同樣，“士林”兩字也有出典，語出《資治通鑑·漢紀》：“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將禮拜堂名取諸中國典故，這也很符合蔣介石的性格。材料顯示，蔣介石愈到晚年，基督教愈成為其生活中的精神支柱，蔣死後其棺木中就放著一本《荒漠甘泉》。

基督徒兄弟？（5）

2005年2月16日，蔣介石的孫媳蔣方智怡經過與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協商，達成了把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