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發生這些損失的目的，只能是為了防止其他大多數人和機構承擔更大的風險。現在，特別是在經歷了長達10　年之久的繁榮和大牛行情之後提醒大家注意：樂觀終將付出代價。而這畢竟不是一件壞事。然而，會不會有人從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軟著陸中得出另外一種聯儲所不願看到的結果呢？當其他不聽話的孩子也遇到這種危機時，也理所當然地認為聯儲應當出手救助呢？公平一點來說，考慮到1998　年9　月那種非常棘手的局面，聯儲出手救助的決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這樣一來，卻喪失了一個向市場傳遞一個重要資訊——市場需要嚴明的紀律的大好機會。

威廉·麥克多諾一直在為他所採取的行動進行辯解，儘管他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得以倖免感到很不高興，甚至還有點不安。在救助行動過去1　年以後，威廉·麥克多諾終於袒露了他的心聲：“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已經瀕臨破產了。我可以向大家保證，我非常樂意看到這一結果。”

艾倫·格林斯潘所犯的更嚴重、其影響也更深遠的錯誤是，他一直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之處：必須將金融衍生工具置於聯儲的嚴密監管之下，並要求對其交易資訊進行披露。在危機發生之前，艾倫·格林斯潘一直認為商業銀行有充分的能力進行自我約束。而到了危機發生的6　個月之後，他仍然只是出臺了一項避重就輕的管理規則。他那種一貫反對加強資訊披露（因為他一直認為，讓投資者成為他們自己最好的監管者，是自由資本市場最好的朋友）的觀點，不禁讓人聯想到他那句深受著名作家艾恩·蘭德（Ayn　Rand）影響的至理名言：“管理的根本就是要武裝軍隊。”事實上，對於他來說，只有像俄羅斯那樣極度缺乏透明度的市場，才需要依靠士兵來保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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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節：留給我們的思考（1）

留給我們的思考

如果說，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事件證明了什麼東西的話，那就是：在傳統證券領域效率很高的資訊披露系統，並不適合於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直白的來說就是，投資者可以對資產負債表上所顯示出來的風險非常瞭解，但卻無法掌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具有的巨大風險。儘管有許多披露標準確實有所改變（艾倫·格林斯潘和銀行都對此表示了反對），但漏洞仍然十分巨大。而隨著對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日益頻繁，制度上所存在的這些缺陷，總有一

天會讓我們付出代價。

除了改進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資訊披露制度之外，對於是否應該對每家企業承受的風險度作出限制，也是一個引起了強烈爭議的問題。管理當局對大通曼哈頓銀行或花旗銀行的貸款餘額是有限制的，這些銀行的貸款餘額不得超過其資本金的一定比例。管理當局這麼做的理由是，銀行的經營歷史不斷證明，只要有可能，他們一定會冒超越自己承受能力的風險。如果對銀行的貸款餘額進行限制的話，那麼，為什麼銀行就可以在其他領域中（只要以金融衍生工具的形式），根據另外一個系統的規則，去承擔他們願承受的風險呢？

如果將聯儲奉行的政策視為一個整體的話，那麼那種不發生危機就放任自流，　一發生危機就挺身干預的雙重政策，　確實會對公眾產生嚴重的誤導。政府應該強調預防，而不是積極干預。最好的辦法是，政府可以為受監管的機構，如銀行，事先制定規則。而對本不受監管的對沖基金所造成的危機進行干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白宮成立了一個由不同政府部門（包括聯儲）組成的、名為“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的藍帶小組，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事件展開了專題研究。該小組在提交的報告中得出一個結論：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危機所反映出的一個最主要的政策性問題是，如何才能對過度利用財務槓桿進行更有效的監管和限制。此外報告還意識到了金融衍生工具日益重要的作用。報告指出：用資產負債表本身來衡量財務槓桿的利用度，並不能完全反映資產負債表所承受的風險。但報告在如何應對這些現象方面，卻表現得相當無力。它確實提出，必須加強對對沖基金資訊披露的監管，並要求採取更加強有力的風險和信貸管理政策，同時還要求採用更加嚴格的管理標準。但這份於1999　年4　月公佈的措辭非常謹慎的報告，並沒有使國會採取任何行動，因為國會早已將他們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案例的興趣，轉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在去

年9　～　10　月的時候，這絕對是一個熱門話題。”眾議院銀行委員會發言人戴維·倫克爾於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