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尋根”沾得上邊。我說了說後來寫入《文學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內容，也算是與“尋根”沾上了邊。被批評家譽為“尋根文學”主將之一的阿城在正式發言時則只講了三個小故事，打了三個啞謎，只能算回應會上一些推崇現代主義文學的發言。至於後來境外漢學家談“尋根文學”時總要談到的美國亞歷克斯？哈里所著小說《根》，在這次會上根本沒有人談及，即便談及大概也會因為它不夠“先鋒”和“前衛”而不會引起什麼人的興趣。同樣是境外某些漢學家談“尋根文學”時必談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也沒有成為大家的話題，因為他的《百年孤獨》還未譯成中文，他獲諾貝爾獎的訊息雖然已經見報，但“魔幻現實主義”這一陌生的詞還沒有什麼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當時大家興趣更濃而且也談得更多的外國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薩特、尤奈斯庫、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這次會上，一個陌生的名字馬原受到了大家的關注。這位西藏作家將最早期的小說《岡底斯誘惑》投到了《上海文學》，雜誌社負責人茹誌鵑和李子云兩位大姐覺得小說寫得很奇特，至於發還是不發，一時拿不定主意，於是囑我和幾位作家幫著把握一下。我們看完稿子後都給陌生的馬原投了一張贊成票，並在會上就此展開過熱烈的討論。而就是在這次會議之後不久，殘雪最早的一個短篇小說《化作肥皂泡的母親》也經我的推薦，由我在《新創作》雜誌的一位朋友予以發表。這一類事實十多年來已差不多被忘卻，現在突然想起來只是緣起於對某些批評文字的讀後感嘆。這些批評最喜歡在文學上編排團體對抗賽，比如他們硬要把百分之十當作百分之百從而在杭州組成一個“尋根文學”的團隊，並且描繪這個團隊與馬原和殘雪為代表的“先鋒文學”在80年代形成了保守和進步的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

（《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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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周介人先生根據個人記錄整理發表的《文學探討的當代意識背景》（轉引自《新尺度》，周介人著，浙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韓少功的回憶基本上是可靠的，當然，也有個別事實由於年代已遠的原因記憶有些出入。同是與會者的蔡翔認為韓少功的記憶可能有誤，因為在“‘杭州會議’上當時大家都提到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我記得《譯文》上還是什麼雜誌上有過介紹，可能片段的翻譯有過。大家都提到這個話題，說《百年孤獨》怎麼樣，是立足本土的創作”（王堯：《1985年“小說革命”前後的時空》，《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1期）。“其時，拉美文學‘爆炸’，尤其是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對中國當代文學刺激極深，由此則談到當時文學對西方的模仿並因此造成的“主題橫移”現象。蔡翔在《關於“杭州會議”的前後》中承認：“我已無法回憶具體的個人發言內容，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把‘文化’引進文學的關心範疇，並拒絕對西方的簡單模仿，正是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面對‘文化’的關注，則開始把人的存在更加具體化和深刻化，同時更加關注‘中國問題’。當然，當時會並沒有明確提出‘尋根’的口號。會議結束以後，次年4月，韓少功在《作家》雜誌發表《文學的根》一文，方明確有了‘尋根’一詞。稍後，阿城、鄭義等人在《文藝報》撰文展開文化討論，標誌著‘尋根’文學真正開始興起。而《上海文學》則連續發表了韓少功《歸去來》、鄭萬隆《老棒子酒館》等作品，推動著‘尋根文學’的進一步發展。而這些應該說與‘杭州會議’有著種種內在瓜葛。‘杭州會議’表現出的是中國作家和評論家當時非常複雜的思想狀態，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同時又試圖對抗‘西方中心論’；一方面強調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時又拒絕任何的復古主義和保守主義，作為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義。”（同上注）　txt小說上傳分享

1985：文學的根（4）

杭州會議是在中國新時期文學發生重大變故的1985年之前召開的，這種變故是遵循著新時期文學發展的邏輯並已經在眾多作家的心裡謀劃著。按照一般歷史敘事的模式，需要有一個標誌性的事情來加以表述，於是杭州會議作為當時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自然被賦予一種象徵的性質，預示著新文###動的到來。但這次會議醞釀著的，不僅是“尋根文學”，還有“先鋒文學”，甚至還有其他未成為流派的文學。“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代表著中國作家的兩個不同的探索方向，是陷入困境、窮途末路的當代文學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