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馬橋詞典》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其時，不只是韓少功，許多對文學有更高期待的作家，都不能滿足於當下一味訴苦的“傷痕文學”和把生活過於簡單化的“改革文學”。一度藉助社會政治獲得轟動效應的文學界，開始出現了“去政治化”的討論，把文學往人學的定位上挪，關於人道主義和人性異化問題的分歧也在哲學思想界引起爭鋒。文學應該把根紮在什麼土壤裡，才可以成長出冠蓋如雲的參天大樹，是中國作家共同面對的課題。湮沒多年的沈從文等一些具有中國風度的作家，受到了關注，其程度超出了風格歐化的巴金、茅盾等人的地位。有一些作家開始重視本土文化資源的挖掘，吸收深藏其中的“地氣”。“作者們開始投出目光，重新審視腳下的國土，回顧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學覺悟。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說，帶上濃郁的秦漢文化色彩，體現了他對商州細心的地理、歷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說，則頗得吳越文化的氣韻。”“一些表現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憶、陳建功，等等，想寫出更多的中國‘味’，便常常讓筆觸越過這表層文化，深入到衚衕、里弄、四合院和小閣樓裡。有人說這是‘寫城市裡的鄉村’。我們不必說這是最好的辦法，但我們至少可以指出這是凝聚歷史和現實、擴充套件文化縱深感的手段之一。”（《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細心研磨出來的短篇小說《受戒》、《大淖記事》和阿城的《棋王》系列小說，更是充滿中國文化的氣韻，特別是道家哲學的微妙意趣。

1984年12月，《上海文學》召集國內著名的評論家和小說家，在杭州陸軍療養院“將軍樓”舉行了一次為期七天的會議，議題為《新時期文學的回顧與預測》。這次會議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被賦予某種特殊的意義，認為是文學尋根運動崛起的標誌。由於當時意識形態領域正在進行“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汙染”，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會議沒有邀請任何記者，事後亦沒有訊息見報，沒有留下完整的會議記錄，只有一些與會者版本不同的回憶。韓少功發表在2000年《上海文學》上的《杭州會議前後》是其中的一個版本。在這裡有必要引用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

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荷蘭漢學家林恪先生告訴我，某位西方漢學家出版了一本書，書中說到中國80年代的“文化尋根”運動發起於1984年的杭州會議，完成於1989年的香港會議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國外的文學批評家後來都採用這種近乎權威的說法。這就讓我不無驚訝。我還沒有老年痴呆症。這兩個會我都參加了，起碼算得上一個當事人吧。在我的印象中，這兩個會議完全沒有那位漢學家筆下那種“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尋根運動”，恰恰相反，所謂“尋根”的話題，所謂研究傳統文化的話題，在這兩個大雜燴式的會議上的發言中充其量也只佔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額，僅僅是很多話題中的一個，甚至僅僅是一個枝節性的話題，哪能構成“從杭州到香港”這樣電視連續片式的革命鬥爭和路線鬥爭大敘事？已逝世的《上海文學》前負責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對杭州會議發言的記錄摘要，發表在數年前的《文學自由談》雜誌上，完全可以印證我這一事後的印象。　電子書　分享網站

1985：文學的根（3）

1984年深秋的杭州會議是《上海文學》雜誌召開的，當時正是所謂各路好漢揭竿鬧文學的時代，這樣的充滿激｜情和真誠的會議在文學界頗為多見。出席這個會議的除了該雜誌的幾位負責人和編輯群體以外，似有作家鄭萬隆、陳建功、阿城、李陀、陳村、曹冠龍、烏熱爾圖、李杭育，等等，似有評論家吳亮、程德培、陳思和、南帆、魯樞元、李慶西、季紅真、許子東、黃子平，等等。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頭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謀反衝動，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當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階段性存在的那種自信和張狂。大家對幾年來的“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都有反省和不滿，認為它雖然有歷史功績，但在審美和思維上都不過是政治化“樣板戲”文學的變種和延伸，因此必須打破。這構成了一個共識。至於如何打破，則是各說各話，大家跑野馬。我後來為《上海文學》寫作《歸去來》、《藍蓋子》、《女女女》等作品，應該說都受到了這次會議上很多人發言的啟發，也受到大家那種80年代版本“藝術興亡匹夫有責”的滾滾熱情之激勵。這次會上的“尋根”之議並不構成主流。李杭育說了關於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的差別，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