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制稍異明代，一般以府、州為單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幫，十船互保。總數由一萬零四百五十五隻升為一萬四千五百隻，而實際運於漕運的僅七千只左右。每船裝運量不得超過五百石，另可裝土產往返各口岸行銷（後因運道淤塞而禁止）。清代最終實行官收官運，承運者是衛所軍籍中較殷實的軍丁（運丁）。發運時每船配運軍一名，運副一名，僱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運軍水手多少不等，總數在十萬名左右。漕運最高長官為漕運總督，駐淮安。其下為各省糧道，共七人，掌本省糧儲，轄所屬軍衛，遴選領運隨幫官員，責成各府會齊、僉選運軍等；坐守水次，監督、驗明漕糧兌換，面交押運官，並隨船督行至淮安，呈總督盤驗。押運，原為糧道之責，後選管糧通判一人，專門負責督押，約束運軍，後因官卑職微，仍由糧道押運。領運官，由千總一人或二人領運，武舉人一名隨幫效力。為確保漕運無誤，於淮安、濟寧、天津、通州運河沿線設定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運。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鎮道將領，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鎮江與瓜州的南漕樞紐處，由鎮江道催促，同時由總兵官（後改為副將）巡視河岸，協同督促漕船過江。

河漕施行以來，經費拮据，弊竇叢生，復行海運的呼聲日趨高漲。道光五年（1825）於上海設海運總局，天津設收兌局，並特調琦善等總辦首次海運。次年正月將蘇州、松江、常州、鎮江與太倉四府一州漕糧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分二批載運北上。漕船從黃浦江出發，經吳淞口東向大海，行四千餘里達天津收兌局驗米交收。清廷特准商船載運免稅貨物二成往來貿易，調動了商船積極性。海運糧佔全部漕糧總數之半，節銀米各十萬。道光以來河漕在十二三萬石之間，海運糧則達一百二十萬石左右。

作品背景相關資料　明清兩代的漕運弊端

清代漕運，沿襲明代舊制，因而明清兩代的漕運，有許多共同之處。

第一，在運法上，明清兩代都以軍運為主。明代曾有支運、兌運和長運等三種辦法，最後以長運作為定製。所謂“長運”法，實行於成化七年（1471），又名“改兌”，就是由官軍擔任漕糧的全部運輸，但需在兌運時，於原有加耗之外，要民人每石再加一斗米，做為“渡江費”。清代承襲的，正是這種運法。

第二，明清兩代漕運都以河運為主。明初曾實行過短時期的海運，但在永樂十三年會通河開成之後，河運漕糧，相沿有明一代。清代漕運的發展過程，據史載：“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長運。”“逮至中葉，會通河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復，借黃轉般諸法行之又不能無弊，於是宣宗採英和、陶澍，賀長齡諸臣議復海運，遴員集粟，由上海僱商轉船漕京師，民鹹稱便。河運自此遂廢”。

第三，明清兩代的漕糧總額，基本上都穩定在每年四百萬石。清代漕糧徵收的名目繁多，大體上與明代一樣，都分為正兌、改兌、白糧、改徵、折徵等五大類。“正兌”，指各省漕糧直接運輸到京倉者。據《清史稿》記載，正兌米原額為三百三十萬石，乾隆十八年實徵二百七十五萬石。“改兌”，指各省漕糧輸至通州倉者，原額七十萬石，乾隆十五年（1750）實徵五十萬石有奇。以上兩項，以徵米為主，但在河南、山東兩省，因當地所產，也徵小麥和黑豆。“白糧”，指徵收蘇州、松江、常州、太倉、嘉興、湖州等六府的糯米。原額二十一萬石，實徵不過十萬石有奇。“改徵”，指改變對某地徵收的種類和數額，但這種改變，全憑皇帝的特旨，沒有一定的成規。“折徵”，指原徵實物，但折成銀錢交納。“減徵”，係指某地受災，不能徵本色實物，而改徵折色，即銀兩。或者將離水次最遠縣份的漕糧，酌量減去，分撥其他縣份徵收。另有所謂“民折官辦”，指對民戶徵收銀錢，而由官府用其他辦法以實物交公。漕糧作為“天庾正供”，“不蠲不赦”，這是明清兩代漕糧的共同特點，也是漕糧與一般田賦的不同之處。

第四，糧戶除了完納漕糧正額之外，還必須承擔漕糧運輸過程中的全部費用，包括形形色色的加耗。

清代對漕糧的質量要求是乾圓潔淨。除了漕糧正項之外，還要交納隨漕正耗，作為京通各倉和沿途損耗的補償。按規定，正兌米一石，加耗二斗五升至四鬥不等，改兌米一石，加耗一斗七升至三鬥不等。凡是加耗的部分，通稱為“耗米”，由於隨著正米入倉，又叫“隨正耗米”。一般講，官定的加耗率，已經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但是，實際上加耗日增，江浙、兩湖有每石加耗至七斗六升的，比官定加耗率高出一倍。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