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

我們都知道，在自然狀態中，由於不存在絕對的權力，因此人人都嘗試著透過對他人的侵害，來達成自己獨享獨佔資源的慾望，而這正是引起戰爭與*的源頭。當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契約訂立之後，政府就被建立了起來，在政府的管理之下，一定要立下規則，使人人都知道什麼東西有權享有，什麼東西無權享有。什麼行為可以做，什麼行為不能做，以保證社會的安寧和穩定。

這項旨在保證社會的安寧與穩定的規則，正是我們所稱的法律，鑑於它產生的必要性，我們可以稱其為政府建立所必須遵循的規律。

然而，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上，從來都不存在這樣一種規律。

在西歐，存在著地方自治的歷史傳統，貴族們聯合起來，以契約的形式限制皇權、進行法律與司法方面的改革，由此也在一定的範圍內確立了民眾享有的政治權力與經濟自由，也同時保障了民眾不受皇權的制壓。

反過來，在秦王朝之後的中國社會中，這樣傳統卻蕩然無存，只要中央集權的帝王專制一旦形成，皇帝口含天憲，就不再有任何力量能夠制約其權力，專制與壟斷的意識形態日漸深厚，傳承數千年而長盛不衰。

在這樣的文化基礎下，中國的政府始終存在著一種“大一統”的情結與傾向，這種“大一統”的情結與傾向，並不僅僅體現在“六王畢，四海一”的地域觀念上，事實上，在社會其他領域，政府的這種情結與傾向同樣存在著，在經濟領域中尤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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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場子與下絆子

當我們把中國政治文化的形成這些事弄清楚之後，，關於“國進民退”這種問題，就沒什麼難理解的了。

我們知道，在市場條件下透過經營行為來賺錢，是每一個企業與個人的本能行為，不存在誰妨礙誰，誰傷害誰的問題，然而，當政府開始跟著一起摻和進來之後，不惜放下架子逐利於市井之間的時候，它的本能就很容易變了味，形成了對民眾的侵害。

像我們在前面說過，政府的職責，本來是給所有民眾提供一個規則、一個有保障的競爭環境，當一個政府把這件事做好的時候，它就完成了任務，可以在一邊靜靜地享用納稅人提供給它的行政經費，雙方都相安無事。

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老百姓參與的市場競爭，很像是一場許多人參加的馬拉松，政府就像是一個墊跑道、看場子的工作人員，或許還可以兼職乾乾裁判，把那些下絆子、踹飛腳、撒石灰的不良分子從隊伍裡清理出去，最多冒充一下教練的角色，在邊上指導指導該怎麼跑。

而現在的情形呢，是這個看場子的不但下了場，而且還騎上了車，在一路飛馳、佔盡便宜的同時，不斷地給別人下絆子踹飛腳撒石灰，假如有誰對此表示抗議，就會被冠以“破壞國有經濟”的名義撞出跑道。所有人只能對這樣的事幹瞪眼，因為這個破壞比賽的人是裁判，沒人能把裁判罰出場外。

所謂“國進民退”的過程，說白了就是政府這個看場子的人，不斷把其他參賽選手清理出場，把自己家的親戚安插進來的過程。

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經濟的性質在實質上已經演變為一種國有經濟，其特點是政府用權力來制定有利於自己的制度，以壟斷優質社會資源的方式來加以發展。這也就意味著——國家隨時可以用權力來保障國企的發展，並不斷地鞏固國企的競爭優勢地位，只要有跡象表明國企的這種優勢地位受到威脅的時候，政府就會以手中的權力，採取強制措施恢復國企的主導地位。

當國家充當了經濟活動的主體時，無論涉及到什麼樣的經濟問題，都要由國家行政體系來負責處理，把本來隨隨便便的經濟事務，一下子變成了了不起的政治問題。

這其實倒也是無所謂的事情，最多不過是市場經濟又開了次倒車，變成原來的計劃經濟，然而麻煩就處在，即便是最簡單的行政體系，也是由一個個行政官員構成的，這就使得國家主導的經濟活動，不可避免地要由人來負責進行。

任何人都具有自私自利的特質，即便是國家官員，也不可能被排除在人性之外，特別是在行政官員的素質與能力普遍不高的時候，這種模式的弊端就愈發明顯起來。

當刻意牟取私利，將權力演變為利益的尋租場的時候，權力與資本就會結合到一起，心懷不良的商人與旨在牟利的官員沆瀣一氣，獲得權力保護的資本變得更加強勢，這種新形態的壟斷情形，要比自由競爭下的壟斷來的更兇猛，更迅速，其帶給民眾的苦難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