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為周作人譽揚不止的《今春》一詩中，他對人生的譫妄與虛無，早就已經作過精彩的描繪並感慨良多。因此，以一種純粹以身飼虎式的大慈大悲，受命定中的一切，可以幫助我們對他入獄後令人困惑的沉默作出精神上的某種解釋。

生活在一個由“博學鴻詞”（一種破格選拔人才的制度）與“文字獄”交替組成的時代裡的複雜感受是很難向後人描述的。國家的政治制度依然散發出理想的魅力，而作為運轉機制的文官集團，卻大多由庸才與貪官組成。知識階層被允許享有包括同性戀、雛妓、經商、做官、學術研究、聲色犬馬在內的全部自由。一旦他們的目光試圖從四書五經、程朱理學間抬起來，對迴圈中的現實秩序哪怕提出些微質疑，等待他們的很快就將是另外一種命運。而金聖嘆作為這方面一個不幸被選中的代表，將對所有意圖不守安分的那部份人，起到良好的警示與恐嚇的作用——這就是他何以被強派為哭廟案主犯處決背後的真正含意。我們以下還將不無悽然地看到，即使在獄中，金的待遇也並不像後來的文明社會中那樣，因他的知名度和*身份奢望有所改善。雖然據說精神看上去還不錯，但那些年青鬧事學生“時當盛夏，流汗積項成膏，腐肉滿於鐵索，其苦有不忍言者”這樣的刑罰與虐待，想必他同樣也不可能倖免。但那又怎麼樣呢？金當然不會對這樣的小事在意。誰會相信一個不關心自己生命的人會關心自己的身體呢？

據可靠記載，金聖嘆臨終前將事情變局的希望仍然寄託在帝王身上。他刑場豪言壯語的另一個版本是“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嘆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免耳，不然，死矣。”（毛祥麟《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一）他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喊叫順治名字這一細節也可看出，即使到了生命最後一刻，對作為自己讀者兼知音的皇帝本人，金仍滿充滿了感遇之情。一個朝廷的擁戴者竟然被朝廷作為它的判逆者處死，天底下沒有比這更大的笑話和諷刺了。正是基於這樣的戲劇性效果，幾天以後，當他在前面提到過的南京三山街的臨時刑場被斬首，他的妻子默默地將他的頭捧在手上，他的兒子、兩個女兒哭叫著在人堆搜尋著他的屍身。在素有火爐之稱的這座南方城市夏日灼熱的陽光下，他的頭顱彷彿一個盛放*兩種極端物質的精美的容器，又像是為現實光線所勾勒的一團濃重、複雜的陰影。我們看見上面的鬚眉與面板，半白的鬢髮、滿臉的血汙、與脖子連線部分切割後所形成的猶如燦爛花朵般的橫截面、眼中的安祥之光，彷彿還在口吐珠玉的微笑的嘴唇。我們甚至還看見隱現在他頭顱內部的思想的鋒芒和智慧的蓮座。當然，對由上述這一切所構成的他一生中的真正面目，儘管觀察了很久——非常遺憾——最終我們似乎還是沒有能夠看清。

兩個板橋（1）

多年以來，鄭板橋鄭燮憤激而自矜的形象，除了凸現在他生前手訂的那部全集裡，也凸現在他那些以竹蘭梅自喻的線條誇張的書畫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以民間疾苦代言人自命的藝術作派，更使他在兩個世紀後的那些崇揚階級鬥爭的文學史編撰者眼裡，獲得了廣泛的青睞。而且，作為一名出身貧寒，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小縣作家，又身處經學大師、天才詩人輩出的雍乾王朝，要在當時宛如現在的彩票市場、證券交易所那樣鬧哄哄的文壇嶄露頭角，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好在他也懂得如何揚長避短並利用自己的卑微身份造勢，更有意思的是他彷彿川劇名角似的能同時以清官、狎客、畫廊老闆、風月閒人等多種面目出現，並始終在它的中間隱匿自己真實的曖昧的面龐。我們可以看到，儘管當初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一個太平盛世，鄭卻依然樂此不疲地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所謂關心民瘼的詩詞，諸如《孤兒行》《逃荒行》之類。而事後，他瘦小、佝僂的身影可能立刻就會出現在揚州鹽商的豪宴或妓院脂香粉膩的床上。他的成功在於他發出的這些聲音雖然矯情而突兀，且不無政治功利，但在當時的文學大合唱中卻因過於刺耳從而顯得不同凡響，並穿越書頁與時光最終抵達我們的耳邊。由於中國的文藝批評向有化繁為簡、化難為易的惡習，於是他被目為那個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的典範躺在文學史上接受後人的敬仰。只要我們的批評家將作家分門歸類的惰性思維有一天不改變，這種敬仰看來還得繼續沿襲下去。

在那個由南方士子統治文壇的時代，鄭生於江蘇興化的事實顯然從一開始就帶有某種先天的缺憾。他的身世也非常簡單，五十歲以前一直以苦讀與賣畫打發日子，其間除去過兩次北京和一次杭州，主要生活舞臺侷限於他的家鄉揚州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