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所謂“機操”，意即把握戰機，掌握戰爭主動權。

能忍者，就能把握，掌握戰爭主動權；不能忍者，就會貽誤戰機，喪失戰爭主動權。

俞大猷以司馬懿和諸葛亮為例，告誡戰爭的決策者說，“能自安其國”，“自全其軍”，且能“危人之國”，“破敵之軍”，這都是“能以忍自守，不為人所動之大誡也”。

他平時想到戰時，戰時想到戰後，計定而後戰，戰則求全勝。

俞大猷生長在華夏國東南沿海泉州，自幼耳聞目睹倭寇在東南沿海的暴行。投筆從戎後，直接與倭寇作戰，從國家和民族的大計出發，提出加強海防的戰略思想。

俞大猷抗倭的海防戰略，是御海洋、御海岸、御內河、御城鎮的多層次、有縱深的防禦戰略，加強海防，堅固江防，以長制短。

就是“大洋雖哨，而內港必防；內港雖防，而陸兵必練；水陸俱備，內外互援”的海防戰略。

在剿倭的實踐中，俞大猷總結出“倭奴長於陸戰，其水戰則我兵之所長”的論斷。

他說：“倭賊驕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陸路追戰，兵無素練之律，賊懷必死之心，勝負之形斯判矣。”

概括說明了在海上與陸上剿倭的兩種可供選擇的戰略中，肯定了海上剿倭是“上策”，主張以有效的戰船和火炮，殲滅倭寇於海上，根本不讓他們有登陸的機會。

他指出：“倭賊之來必由海，海舟防之於海，其首務也。”

因為倭寇之來必由海，必須修造海船，招募訓練水兵，加強海防力量，在海上倭寇必經的島嶼，以逸待勞，剿滅倭寇。

在沿海要害之處或倭寇可登岸之處，屯紮陸兵，扼敵於江河之口，使其不得由河港深入。

在內河修整河船，船上搭成柵，加遮板，多備弓弩火器，如果敵人進入內河，則在河中擊敵。

還要固守沿海的城鎮，以城為營，利則出戰，不利則守，牽制敵人，使其不敢深入內地。

俞大猷的海防戰略，是藉助船，積極地以戰為主的戰略。其《正氣堂集》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戰無他術，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而已。”

他認為，“防倭以兵船為急”，“攻倭兵技，當以福船破之”。

因為福船高大尖底，效能優越，是優秀的海船，為倭寇所畏懼。

他徵調福建樓船，或就地建造大海船，徵募精兵上船，進行嚴格訓練，組建一支馳騁東南沿海抗倭戰場上的威武之師——俞家軍。

他給總督的稟帖中，曾提出“竊意防倭，調陸兵已盡天下之選，卒未見有奇效。若用陸兵所費之半，而用於海防，則倭患可以漸息。”

縱使俞大猷的聲望和戰績都十分卓著，但這些有益的建議始終沒有被採納。因為俞大猷的海防戰略思想，所牽涉的問題和可能引起的後果，已經超出軍備問題，而及於政治。

如果他要求的關於親自率領“閩、廣大船數百艘，兵數萬”成為事實，有關各省的財政就要從原來小單位之間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與之相應，後勤機構的人員必須增加，而且必須一掃苟且拖沓的辦事作風，保證規格和數字的準確，才能取得預期的行政效率，以之與現代化的軍事技術相配合。跟他們往來的各個機構，也必須同樣注重實際。

然而，當時龐大的華夏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違法行為作掩飾，則被認為是忠厚識大體。

各個機構之間的聯絡，從來也沒有可資遵守的成文條例。在未來的好幾個世紀之內，上述情況在這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國家裡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

按照俞大猷的計劃，自然是要求兵精械利，把原來兩個士兵的軍餉供應一個士兵，以部隊的質量來代替數量。

但是，戚繼光卻能看到問題的要害。

戚繼光認為，帝國的軍隊是一支全能的軍隊，也是一支長久性的軍隊。它經常性的任務是面對內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鎮壓內地農民和邊區的少數民族。

地區間的人口過剩、災害頻仍、農民流離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動隨時發生。

第四卷：縱橫天界（完結篇）第六百六十七章　楊玉香與林景清

而以華夏國幅員之大，這種所謂“造反”、“作亂”的地點，極難預測。所以這個任務，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機動部隊，所得以完成的。

在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