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來了一個新國家的誕生。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於是，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以儒家的綱常名教來維護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大量提拔儒生充當中央和地方官吏，不治儒學之博士皆被罷免，由是自宰相至地方官員幾乎全由士人充任。同時，設五經博士，專授儒家經典；又設太學、辦學校、察舉孝廉，使儒家理論滲透到各階層、各領域，成為國家政策及管治的理論根據。儒教升級為壟斷性的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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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了長安帝國的文明。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米蘭下了一道詔諭，此詔諭並未定基督教為羅馬國教，也沒有禁止異教崇拜，但它卻遠超過加利流在公元311年下的容忍基督徒的詔諭。米蘭詔諭宣佈停止對基督徒的逼迫，並宣告良心的絕對自由，允許基督徒在羅馬帝國內和其他宗教一樣，可以享受法律前平等的地位。直到391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才宣佈它為國教。

這是東、西兩個帝國對信仰所採取的不同態度。信仰自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