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他跳下火車徑直前去參加與波納·勞及他的首席顧問的會議討論勞工問題。內閣秘書向漢克報告說：“稍後我見到了他，看起來非常開心，精神飽滿而且對你在巴黎的表現很滿意，即使礦工和鐵路工人在未來一兩週內遊行鬧事，他已經準備好應付的辦法了。”和以前一樣，勞合·喬治透過安排調查委員會，召集管理人員與工人談判阻止了即將爆發的罷工。同樣在那幾周，他還建立了新的交通部，引進一系列國會議案處理社會問題。

相比之下，威爾遜回國就沒有那麼順利了。他在波士頓上岸並立即發表了一篇鼓動人心、黨派偏見極強的演說。他說，他和美國正在巴黎開展一項偉大的事業；對此質疑的人不但自私而且鼠目寸光。在座位上，聽眾發現了國聯盟約草案的影印件，而華盛頓的參議院還沒有看到。這樣做有失得體，也不是威爾遜的第一次政治失誤了。波士頓是他的勁敵——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共和黨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故鄉。

洛奇出身新英格蘭貴族家庭，有人說他的頭腦就像其故土一樣，“雖然先天貧瘠，開發得卻很好”。他個頭矮小，脾氣不好而且極端勢利。和威爾遜一樣，他堅信美國有義務把世界建設得更美好，甚至還在考慮建立某種形式的聯盟以維持和平。但他不同意威爾遜的方式，也不認為他的聯盟可以解決所有世界問題。他憎惡威爾遜，不光是因為通常所說的他們政見不合，還因為他覺得威爾遜不光彩，是個懦夫。不過，和威爾遜一樣，他也公私不分。

他們兩人已經對峙多年——戰爭爆發時，洛奇認為應該站在協約國一邊，而威爾遜主張中立；戰爭結束時，洛奇希望進攻柏林，而威爾遜卻要籤停戰協定；在和平問題上他們也有分歧。威爾遜相信國聯和集體安全是結束戰爭的方式，而不信任人性的悲觀主義者洛奇更願意相信權力。他想用強國把德國團團包圍：重建的波蘭、堅固的捷克斯洛伐克、收復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法國，或許還包括萊茵蘭。如果美國一定要參與某種聯合，就應該參加有共同利益的民主國家組織，而不是把美國拖向承擔無盡責任的國聯。

洛奇代表共和黨內溫和的中間派。共和黨的一半主要來自中西部，是不與歐洲接觸的隔離主義者，而另一半主要來自東部沿海，是積極支援國聯的國際主義者。威爾遜本可以聯合許多共和黨成員，但他卻把他們趕開了：他拒絕帶領主要共和黨人一同去巴黎；在1918年的國會選舉中堅持認為選擇民主黨就是選擇和平，選擇共和黨就完全不同了；還有現在回國後的所作所為。

不幸的是，他也沒有安撫黨內的懷疑者。他拒絕與一位南方參議員講話，認為他在律師生涯中除了“專辦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之外一事無成，甚至連他現在開的小玩笑都尖酸刻薄。在看到剛出世的孫子時，他說：“看他嘴巴大張、眼睛緊閉的樣子，我猜他長大後一定能當參議員。”豪斯說服威爾遜在白宮舉辦晚宴，邀請參議院及國際關係委員會成員參加，結果非常糟糕。坐在威爾遜夫人旁邊的洛奇不得不硬著頭皮聽她喋喋不休地講威爾遜在波士頓受到的禮遇。有的客人抱怨飯後沒有供應足夠的香菸和飲料。更嚴重的是，有人認為威爾遜威嚇了他們，正如某人所說，“就像在主日學校因為疏忽功課而被嚴師責罵一樣。”再次見到豪斯時，他憤慨地說：“你的晚宴並不成功。”

正如他以後經常做的，他自慰人民是支援他的，雖然人民代表不贊同他。他很可能是對的，因為美國一家主要期刊調查讀者是否支援國聯，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表示肯定。不幸的是，對條約進行投票表決的是參議院而不是公眾，而在參議院，要想得到保證條約透過的三分之二多數票是非常困難的。3月4日，當威爾遜準備返回歐洲時，洛奇發表聯名宣告反對盟約，並要求和會在解決好對德和約問題之後再討論國聯問題。39位共和黨參議員在宣告上簽字，佔總數96的三分之一強。對此，威爾遜的第一反應是能否乾脆繞過參議院。

3月14日，當他乘坐的火車駛進巴黎時，只有為數不多的法國官員來車站迎接。當他抵達位於美國廣場的新住處（正對勞合·喬治的公寓）時，也沒有像去年12月份時的歡呼的人群。這所房子（屬於某富裕的銀行家）也沒有繆拉酒店那麼豪華、寬敞。就像雛菊在草地上盛開一樣，問題也開始在和會不斷出現。

懲罰方式與預防措施（1）

威爾遜返回之後，就對德和約問題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緊張談判，直到5月初才達成最後協議。這段延遲——畢竟戰爭已經結束四個多月了——引出了一個尷尬的問題：德國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