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最後一週開始開會。但會上沒有專家和秘書，只由他們幾人解決一些重大問題。勞合·喬治對最高委員會訊息洩漏及和談進度緩慢非常擔憂，克雷孟梭表示同意：和會兩個月來成效甚微。威爾遜也這麼認為，他一向喜歡非正式的小組開會，這樣的話，他可以暢所欲言，必要時還可以改變主意。憤世嫉俗者說，四人會議也是將義大利外交部長桑理諾排除在外的方便的藉口，他強硬的態度已經得罪了所有人，包括義大利總理。

四巨頭一天開兩次會，如果有特殊情況，星期天也不例外。會議地點偶爾在克雷孟梭位於戰爭部的潮溼寒冷的辦公室，但大部分時間在威爾遜的書房。偶爾參加的塔迪厄說，威爾遜僵直地坐在扶手椅裡，看上去就像一個“批評論文的大學教授”。威爾遜說話慢條斯理，而勞合·喬治雙手抱膝，慷慨激昂，時而憤怒，時而幽默，“無視技術性論證，喜歡奇思異想，但富於雄辯和睿智”。克雷孟梭躺在椅子裡，帶著手套，雙手放在兩側。他沒有前兩者的話多，但一旦開口比威爾遜有激情，比勞合·喬治有邏輯。有時，為了聽得更清楚，他坐在爐欄上。奧蘭多通常坐在壁爐旁邊，面對他們三個。他在其他方面也與另外三人隔離；他只關心義大利的要求，幾乎不參與其他討論。當其他三人用英語快速談話時，他就聽不懂了。一次，一位朋友問起最近召開的會議的情況，他鬱悶地回答，威爾遜講了一個有關黑人的笑話，講了六遍，他才勉強聽懂。

被排除在外的日本人表示抗議。他們被打發到五人會議，英國人稱之為第二梯隊，與英國、法國、義大利及美國外交部長討論四巨頭留給他們的問題。專業外交官對這兩個實體代替最高委員會非常反感。保羅·康邦說，“一文不值的計劃，臨時準備的想法。”媒體因備受限制而大聲抱怨。《費加羅報》的記者說和會就像一個用黑漆包裹的大篷車，上面寫著：“在黑夜的隧道中進行的黑人的戰爭。”《紐約先驅論壇報》登載的一幅漫畫上畫著威爾遜——“最新摔跤冠軍”——把媒體打倒在地。

和會的英國秘書——小心翼翼的漢克擔心四人會議缺少記錄，“從秘書的角度來看，極不方便。”幾周後，四巨頭髮現四人會議也不利於解決問題。他們不記得做出過什麼決定或誰應該負責。4月中旬，漢克回來做記錄。還有歷史學家兼口譯員保羅·康邦，他每天早上向克雷孟梭口述他透過回憶作的秘密會議記錄（曼託還複製了一份，並在1940年德國入侵巴黎時丟棄；但它卻躲過戰亂，儲存了下來）。4月底，奧蘭多也請了一位義大利秘書。至此，一幅完整卻不同尋常的畫面就形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家三個月內每天會晤，共召開200多次會議。漢克的記錄把每個人都說成賢明的公務員，並刪掉了其間的交易，而曼託和義大利人阿德羅範迪的記錄則涵蓋了唐突之詞和氣話。

四巨頭相互之間又吵又嚷，但他們，包括奧蘭多，也互相開玩笑，互相憐憫。他們仔細察看地圖，有時甚至一起趴在威爾遜的巨幅歐洲地圖上看，由於太大，只能鋪在地上。勞合·喬治和威爾遜談論起去教堂；克雷孟梭說他一生從未去過。他們就各自擔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克雷孟梭對其他人說，他從不會因為別人的指責漫罵而失眠，但當他覺得自己出丑時卻睡不著。威爾遜和勞合·喬治都明白他的確切意思。其他人禮貌地聽著威爾遜樸素的南方笑話，自己也會講一些。一天，威爾遜一開始便對克雷孟梭說：“我親愛的朋友。”克雷孟梭叫道：“你一說‘我親愛的朋友’，我就有點害怕。”威爾遜回答說：“我別無選擇，但如果你樂意，我就說‘我傑出的同僚’。”當四人會議全部結束時，克雷孟梭問勞合·喬治：“你覺得威爾遜怎麼樣？”勞合·喬治說：“我喜歡他，非常喜歡他，現在比剛開始時好多了。”克雷孟梭說：“我也是。”他們都因權力而孤獨，因此能夠相互理解。

問題越來越多了。例如，3月的最後一天，四人會議討論了德國賠款、薩爾煤礦、協約國對萊茵蘭地區的佔領、海峽隧道、比利時的要求、匈牙利革命、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武裝衝突，以及派遣斯馬茲代表團。威爾遜還抽空與海軍部長討論英美之間的海軍軍備競賽；勞合·喬治與兩個顧問共進早餐討論波蘭形勢；克雷孟梭與福煦產生了矛盾，而且還得處理一系列的罷工。媒體對和會一片指責，尤其批評了和會對外界封鎖訊息而且成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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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會議（2）

四人中，勞合·喬治過得最愜意。他後來常說，在巴黎的六個月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見證了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