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看到白紙黑字的條約時，會更加痛苦、憤恨和絕望。”

德國代表在這樣的情緒下準備和平條款意見報告。5月底，已形成許多言之有理的相反意見和建議。主要抨擊條約並非像協約國所承諾的那樣公平公正。在從德國剝離出去的土地上，德國人的自治權被剝奪了。賠款使德國人民成為“終身勞動奴隸”。只有德國必須解除武裝。布羅克多夫·蘭曹決心推行特別策略，即便會導致危險的結果。他堅持，德國不應該獨自承擔戰爭罪責。“如果我說對此表示懺悔，”他曾在特里亞農宮說，“那將是一個謊言。”可是沒有人要求他或德國人懺悔。條約聲名狼藉的231條，德國人不準確地稱之為“戰爭罪條款”，規定了德國戰爭賠償責任。條約中也有一些針對奧地利和匈牙利的類似條款；但它們從來沒有成為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不願意如此。

德國人的反應之所以不同，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幾個月來他們一直在不安地等待被譴責。在戰爭期間，自由派曾批評政府不該揹負愧疚的重擔。偉大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以及眾多知名教授發表公開宣告：“我們決不否認當權者對戰爭負有的責任。但我們也相信所有參戰強國都是有罪的。”和平條約發表時，不同政見的德國人都看到最深的恐懼已成為現實。

儘管自己的政府質疑自己的智慧，但布羅克多夫·蘭曹仍固執地抨擊231條款，這是為了推翻賠償證據，而不是榮譽。5月13日，他寫信給協約國說，“德國人民不願看到戰爭，也決不會發動侵略戰爭。”他還在另一個更詳細的備忘錄裡一再重複這個問題。協約國則寸步不讓。“我不能接受德國人的觀點，”勞合·喬治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們並沒有開脫戰爭責任。”威爾遜尖刻地說：“顯而易見，德國政府說的話，我們一個字也不能信。”請求停戰時，德國已經承認侵略和責任，克雷孟梭代表四人會議說，“今天再想否定已經太晚了。”231條款是年輕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推動起草的，是一種折中賠償，已成為《凡爾賽條約》中對德部分以及隨後歷史中——乃至英語世界中不公正、不公平的重要象徵。

5月7日凌晨4點，德國人拿到了和平條約。美國救助行政官員赫伯特·胡佛被報信者驚醒了，剛從媒體上抄下來的條約副本呈現在他面前。與其他人一樣，他也是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條約。所有條款褊狹的視野及其伴生的影響令他擔憂。他無法再入睡，漫步到巴黎空曠的街道上。天漸漸變亮，他恰巧遇到英國代表團的斯馬茲和凱恩斯，“我們都這樣認為，”胡佛多年以後回憶，“條約中許多內容可能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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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廳（4）

條約的出版使許多和談者的不安明朗化，但是這種不安是源於和平條款本身，還是和會本身，抑或是世界的未來，或是他們自己的未來，難以說清。美國國務卿蘭辛一直是憤恨的旁觀者，他發現條約證實了他對談判代表威爾遜的最壞擔心。他草就了一個尖銳的備忘錄：“和平條款表現出的粗糙和羞辱性令人不可思議！許多條款根本不具可操作性。”仍在為自己俄國外交的失敗而傷心的布利特在克里昂酒店組織了美國年輕代表的聚會。“這不是一個和平條約。”他說，他們必須集體辭職。十幾個人表示同意。他將桌飾撕成碎片，並將紅玫瑰獎給和他一起行動的人，而將黃色長壽花給了未行動的人。在辭職信中他談到覺醒，談到威爾遜的原則，談到美國理想主義被出賣，為貪婪的歐洲服務。關鍵是布利特使自己的文字直接發表了出來。

英國代表團的反應也是相似的。尼科爾森覺察了這種情緒。“我們充滿信心地來到巴黎，因為將要建立新秩序；但當離開時，我們看到新秩序只不過是玷汙了舊秩序而已；我們來時像威爾遜總統的虔誠學徒；離開時卻已是背叛者。”英國因為創造了“帝國主義和平”而寬恕了自己；而將所有過錯都歸咎於義大利和法國。在英國，對於卡其布軍服選舉（利用緊張局勢博取多數人投票的選舉——譯註）的情緒已經消散，並且對德國越來越寬容。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告自己對條約感到“非常不舒服”。他演講，他呼籲，為“一個偉大而重要的群體，而這個群體總是沉默，並且沒有正常的渠道向媒體進行適當的陳述”。

當然，法國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批評家抨擊條約太軟弱了，一部分右派覺得太粗糙。他們的抨擊對公眾的作用微乎其微。許多法國人認為克雷孟梭已經盡其所能爭取到了最好條款。“光榮而鼓舞人心。”這是一個記者的描述。無論如何，對於重開一輪令人疲倦的談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