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近乎興奮地談論著文明的終結。各政黨掙扎著試圖重新自我定位。人們普遍恐懼德國社會將被取代；古老的道德標準已經消失。或許可以理解，人們不願認真思考將來，尤其是正在巴黎被炮製的未來。德雷澤爾說，“奇怪的是大多數人對與和平相關問題的漠不關心。他們急欲利用片刻歡娛忘卻過去的災難，狂歡隨處可見。劇院、舞廳、賭場以及跑馬場空前人滿為患。”一位傑出的德國學者牢記著那“停戰時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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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廳（2）

一些德國人開始調查他們等待的幾個月裡巴黎到底發生了什麼。外交部則研究協約國新聞報道，尋找勝利者之間的分歧。並與協約國直接接觸，商談解除封鎖或是停戰條款。協約國代表總是討論重大問題。美國情報官員康格上校暗示他在巴黎代表中擁有很高的權力。他是哈佛畢業生，專門研究古老的東方宗教和東方古典音樂。他告訴與他相對應的德國官員，在停戰問題上，美法關係緊張，並斷言威爾遜總統將反對法國的過分要求。他還給了德國人許多建議。比如制訂憲法時，可以借鑑美國模式，賦予總統相當的權力。德國外交部適時地將建議傳達給了後來的《魏瑪憲法》的制訂者。阿格尼教授名義上是普通外交官，實際上是法國駐瑞士情報機構的頭頭，1919年3月他與柏林的德國知名人士秘密會談。他留下的誤導概念是，如果德國默許法國對薩爾礦山的控制權以及對萊茵蘭的佔領，法國準備緩和補償問題和西里西亞問題。德國試圖把這個人當作信使。1919年4月，當美國人德雷澤爾告訴布羅克多夫·蘭曹，德國必須承認法國對薩爾以及自由城但澤的控制權時，這個德國人憤怒了。“我沒有任何理由簽訂和平條約。”並且加上了至今仍很熟悉的警告語：“如果協約堅持這些條件，那麼我認為布林什維主義在德國是不可避免的。”1919年，與歐洲的其他國家一樣，德國發現革命這個怪物在給和談者施加壓力上很有用。有資料顯示，其實德國政府倒並未把這個威脅當回事。

德國關注的是將與協約國商談賠款問題。1918年11月，德國政府成立特別和平代理處，艱難地工作了一個冬天，製作了一卷卷詳細的計劃、地圖、備忘錄、建議和反面意見，供德國代表使用。當專列駛向凡爾賽，隨車攜帶的許多柳條箱裡裝滿了為這次前所未有的談判所準備的資料。

在凡爾賽的日子一天天過去，德國人不停地頑強工作。因為他們確信法國在監聽，所以所有會議都演奏音樂，代表輪流演奏選自《湯豪舍》（瓦格納的３幕歌劇，作於1842…1845年，完整標題為《湯豪舍以及瓦爾特堡的歌詠比賽》——譯註）的“匈牙利狂想曲”或“朝聖進行曲”，或者播放特意從柏林帶來的留聲機。按民主新德國的精神，代表們一起坐在長長的餐桌旁吃飯，貴族坐在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旁邊，將軍與教授相鄰。他們在慶祝國際勞動節。法國媒體做了大量的報道：德國人吃了數量巨大的橘子和糖。

酒店外，法國人在好奇地等待一睹敵人的尊容。他們時而嘲諷，時而吹著口哨，但一般是安靜甚至是友好的。德國人乘上法國人提供的汽車參觀遊覽，去凡爾賽的商店，或者出城到鄉間去。他們在特里亞農公園散步。“茂密的木蘭和山楂樹上開滿了花，”外交部一位官員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還有杜鵑和丁香也含苞待放。”許多鳥兒、雀、畫眉還有一隻白頭翁非常美妙。“但是這些美好背後是我們灰暗的命運，直衝我們而來，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暗無天日。”

最終，在到達凡爾賽一週後，德國人接到在特里亞農宮酒店召開會議的通知。5月7日（或許是巧合，是德國在路西塔尼亞戰敗紀念日），協約國將遞交和平條款。德國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提交書面意見書。那天晚上直到凌晨2點以及第二天上午，整個噴泉酒店到處都在議論德國代表將如何行動。主要發言人布羅克多夫·蘭曹最終決定到時坐著；他在法國報紙上看到會議廳的佈局圖，德國座位被安置在一旁，像為犯人準備的被告席。現在判斷他將要說些什麼非常困難。這可能是他與和談者直接對話的惟一機會。代表團準備了好幾種發言稿。5月7日，布羅克多夫·蘭曹開車穿過停車場，隨身攜帶了兩個文字，一個簡短而含糊，一個詳盡而據理力爭。他還沒有決定使用哪一個。

會議廳擠滿了人：來自各個國家的代表、秘書、將軍、海軍上將、記者。“只有印第安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沒有參與這場領地角逐，”一個德國記者說，“各種膚色都有，除了蒼白的象牙黃、棕咖啡色和深黑色。”會議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