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建議很快就得到了國家高層的重視。隨著王元慶在2022年回到中央，並且以國家副元首的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022年底，共和國就與巴基斯坦、尼泊爾、緬甸、寮國、越南等多個周邊國家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

受大蕭條影響，《貨幣互換協議》從一開始就是一份為貿易服務的金融協議，在協議的第一條就明確規定，其他國家的貨幣與人民幣保持規定匯率。雖然僅從金融角度看，這一協議極大的損害了共和國的利益，因為這讓那些擁有較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可以向共和國傾銷商品，但是從國家利益的高度出發，而且把目光放得長遠一點，就能發現，這是一份對共和國與其他締約國都有好處的協議。

對其他締約國來說，好處顯而易見，那就是利用固定匯率增大對共和國的出口，依靠出口來消耗國內剩餘物資，盤活國內消費品市場，度過大蕭條時期。對共和國來說，好處不那麼明顯，卻更加實在。

把目光放長遠一點的話，該協議至少有五個好處。一是從根本上確定了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地位，為挑戰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奠定了基礎。二是為建立以共和國為中心的國際貿易體系提供了幫助，並且簡化了貿易結算的複雜程度。三是為共和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新的活力，幫助共和國向境外轉移低端產能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四是在以共和國為核心的國際同盟體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金融手段成為了同盟關係中的重要環節。五是在大蕭條後的國際貿易分工體系中，讓共和國擁有了最大的發言權，從而為重建國際貿易規則打下了基礎。

即便把目光放近一點，該協議也至少有一個好處，那就是為大蕭條期間由共和國主導的多場對外戰爭提供了充足的物資保障。雖然這種保障本身並不可靠，因為共和國與當年的美國一樣，也是以舉債消費的方式，透過向其他國家輸出人民幣換取物資，然後透過人民幣貶值來抵消欠債，但是這為共和國解決戰爭經費問題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同時也為共和國度過大蕭條時期提供了幫助。

根據沒有得到證實的傳聞，共和國在印度戰爭的開支中，大約有15萬億元是以金融手段掠奪其他國家獲取的。甚繫有人認為，大蕭條的餘波持續到2037年才完全過去，與共和國在印度戰爭後的掠奪性金融與財政政策有很大關係，比如在2035年到2037年間，人民幣對外貶值幅度高達32％，直接導致其他國家持有的外匯縮水近10萬億元。又比如到2037年的時候，共和國國債高達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74％，僅在前2年間，其他國家爭持的共和國國債就接近5萬億元。這兩項加起來，剛好是15萬億元。當這些債務需要由所有與共和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承擔的時候，國際貿易自然會受到影響，大蕭條的影響也就不會迅速散去。

不管怎麼說，《貨幣互換協議》是共和國最重要的對外協議之一。

到2035年，所有與共和國結盟、或者希望與共和國結盟的國家，都得像簽署《友好互助條約》那樣，與共和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更重要的是，《貨幣互換協議》也是雙邊協議，而不是集團性協議，所以該協議也被人稱為是金融領域的《友好互助條約》。用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話來說，該協議從根本上確定了共和國在同盟集團內部的貿易與金融霸權，為鞏固以共和國為中心的軍事、政治、經濟、貿易同盟打下了基礎。

作為最早與共和國鑑署該協議的國家之一，伊朗的地位非常特殊。

《中伊貨幣互換協議》的有效期只有20年，也就是在2044年6月底到期。只是按照雙方相關協議，在協議到期前1年，如果雙方均沒有提出終止或者修改要求，協議就將自動延長5年。因為在2043年6月底之前，伊朗當局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所以該協議的有效期已經自動延長到了2049年6月30日。也就是說，內賈德在2044年7月初宣佈單方面終止該協議，是一種違約行為。

毫無疑問，內賈德的這一舉措，讓共和國當局非常意外，甚至措不及防。

結果可想而知，數日之內，里亞爾對人民幣的匯率由之前的7。4左右狂跌到10。2，並且很有可能跌穿20。因為伊朗是共和國的淨貿易出口國，所以里亞爾飛速貶值，讓伊朗商品在共和國市場上獲得了額外的，也是不正當的競爭力。雖然里亞爾貶值對共和國企業的影響不是很大，伊朗出口到共和國的主要是天然氣、石油化工產品、手工紡織品、食品調料、天然著色劑等共和國企業不生產或者不出產的產品，但是對共和國的其他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