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歷史整個地改寫了。從此，對非洲人土地的剝奪直接與迫使非洲人為礦產公司提供廉價勞動力掛上了鉤。1894年開普殖民地實施了一種新的法律，規定對“強壯成年男子”徵收10先令的現金稅。當時任開普總理的謝西爾·羅德斯大言不慚地表示，這樣就可使農村的黑人勞動力擺脫懶惰和閒散，還會報答“我們英明仁慈的政府”。非洲黑人為交稅就不得不外出去掙現金，而在礦山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情況下，這些離鄉背井的強勞動力很快就被金礦公司吸收了。當然，如果他們交不起賦稅，或公開抗稅，其結果也是成為勞動力——服苦役的囚犯，這樣的下場當然更慘。

大部分的南非礦產公司就這樣找到了勞動力。首先剝奪黑人的土地，其次制定交現金稅的法律，最後使礦井得到送上門的勞動力。而這種不須暴力強制就能得到的勞動力使礦產公司得以把工資壓到最低水平。這些公司最先是從南非得到勞動力，隨著深礦層的開採，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它們開始從所有鄰近地區招募單身男工，合同期為一年；最後它們發展到從南部非洲的所有殖民地招收契約勞工。這種流動勞工至少在三個方面使礦業公司得利。第一，因為是流動勞工，礦產公司根本不用為他們的健康或其他的社會福利負責，這為公司節省了一大筆開支。第二，公司亦不必為這些勞動力的再生產（即這些勞工的家庭開支和為生育下一代所需費用）提供任何費用。第三，這種流動勞工制還可加強對工人政治活動的控制，使工會難以成立或維持。

在這些討論、辯論和學習活動中，曼德拉結識了一批南非各個民族的先進分子。據奧立弗·坦博後來回憶這段日子：“我們可從來不是年輕活潑的樣子……我們從不跳舞，難得看一場電影，盡是開會、討論問題，每夜如此，每個週末亦如此。”他們或聚集在某人家裡，或在辦公室碰頭，彼此交換看法意見，又力圖說服對方。當時，很多年輕的朋友都喜歡在伊斯梅爾·米爾的房子裡聚會，他們中間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共產黨人，而曼德拉則可說是非洲民族主義者的代表。

米爾出身於一個印度人家庭，父輩信奉伊斯蘭教。米爾是一位法律系的學生，相貌英俊，態度和藹。他當時正負責組織消極抵抗運動並擔任報紙《消極抵抗者》的編輯。自從他父親在1930年的經濟蕭條中破產後，他飽嘗了窮孩子的滋味。從懂事時起，他開始對老一代印度民族主義者一味與白人政權合作的做法表示不滿。當時的印度人大會也確實被一批保守的工商階層把持。透過與費邊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接觸，他慢慢傾向於共產主義，並認為共產黨是惟一的泛種族的政黨。他的幾個朋友中包括辛格——一個激進的法律系學生，魯思·弗斯特——一個出身於共產黨人家庭的女左派。曼德拉透過米爾的這些左派朋友，也開始對共產黨有所瞭解。

然而，曼德拉對共產黨的哲學是不擁護的，這大概有四個方面的原因。首先，他堅信非洲酋長制，認為這才是符合非洲人的制度，而共產黨要打破現存的社會制度，這使他難以接受。有一次他表示，“我覺得這種哲學（指共產黨的哲學——著者）威脅著要推翻這種制度，而對於非洲人來說，我們則應該保持。”其次，曼德拉是在一個嚴格的宗教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共產黨被認為是反基督的，這一點是不能容忍的。再次，則是南非共產黨在二戰中表現出來的搖擺不定的政策。達杜博士是當時一位著名的南非共產黨人。在戰爭初期，他極力主張非歐洲人不要捲入戰爭，因為這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當時這種立場博得了非洲黑人的熱烈讚揚。由於達杜的反戰立場，他被監禁了6個月。但是後來蘇聯參戰，南非共產黨立即改變其既定方針，宣稱這是一場“人民戰爭”，要求全世界人民都動員起來，予以全力支援。這樣，南非共產黨失去了南非黑人的廣泛支援。

曼德拉最難以接受的還是階級鬥爭高於種族鬥爭、階級矛盾高於種族矛盾的觀點。他認為，南非問題的癥結是種族問題，是一個非人性的白人政權壓迫和剝削一個處於最低層的黑人種族的問題。在這種政治現實中，奢談什麼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無異於隔靴搔癢，既不能說服黑人群眾，更難以調動黑人群眾。然而，在後來反對種族主義、爭取黑人民族解放的鬥爭中，曼德拉逐漸改變了他對共產黨的看法，這種轉變在他於1964年4月20日在比勒陀尼亞最高法院所作的法庭供述中說得十分清楚：①

①楊立華編著：《南非黑人領袖納爾遜·曼德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160～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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