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債券市場，但在1982年之後又陸續得到恢復。藉助於1949年前銀行、股票市場以及債券市場的發展經驗，這種恢復銀行與證券市場的工作進行得較快。由於現代銀行金融機構的網路已遍及全國，使中國在過去20幾年的公債融資能力不斷提高。

現在中國的國債期限最高為30年，這種期限已為中國經濟渡過像亞洲金融危機、每年財政赤字這樣的挑戰提供了方便，使現在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朝代更有能力緩解財政危機，減少改朝換代的壓力。

什麼情況下靠公債更增強國力？

前面講了這麼多，我們可能還是不清楚為什麼現在的中國、美國還有當年的西歐、日本靠債務發展得越來越強盛，而朝代時期的中國、印度、土耳其還有當年的中東、非洲國家儘量往國庫存錢，反而是越存越窮？之所以兩種國策帶來兩種不同結局，部分原因在於把金銀存到國庫之後，實際上是把本來有資本屬性、能進一步生錢的這種金銀錢變成了死財富，扼殺了其本來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流通能力，使這些金銀變成了博物館裡的陳列品，而不是資本。

自然，我們這裡不是說無論如何都應該借最多的債、無謂地製造赤字。更不是說無論政府怎樣花錢，無論政府的預算過程是否受到*監督，靠赤字支援政府開支都比存國庫更好。一些基本的權力監督與制衡是必要條件。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可以把國家看成一個公司，從公司財務的角度來看待國家理財問題。首先，如果國家借債的利息高於國家投資或開支的專案所能帶來的回報率，比如國債利率是20％而國家投資專案的回報率只有2％，這裡國債利率是成本，投資回報率是收入，那麼國家開支的專案每年要虧損18％。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必不可少的國家開支外，政府應該停止、減少開支，尤其不應該透過赤字、國債來讓政府浪費錢，應該降低稅負。如果是這樣，政府的確要儘量存錢，以防未來出現財政危機時要花20％的利息去借債。在這個意義上，由於中國曆朝的民間借貸利率都在20％、30％或更高，同時投資專案因抑商而很少、回報率也低，像在1934年民國時期的土地投資租金回報率一年在8％至15％之間　，遠低於借貸利率，所以各朝代的理性國策是多往國庫存錢，少花錢，也少徵稅。換言之，過去金融市場的不發達迫使朝廷多存錢。

當然，如果政府開支只是用於消費、揮霍而不是花在有回報的資本性專案上，那麼其開支的回報率等於零。像這些年部委、省市、縣、鄉各級政府大動土木，蓋各種超級豪華辦公樓，這些形象工程專案是純粹的揮霍消費，帶來的是零回報。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國債利率多低，也應該極力限制政府開支。

相反地，如果國債利率低於國家開支專案的回報率，那麼往國庫存錢只會阻礙國力的增長，使國家衰退。

治國的金融之道：藏富於民（10）

所以，決定經濟國策的兩個關鍵要素是國債利率和國家投資回報率，前者取決於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後者取決於國家制度是否有利於市場交易。下面，我們可從這兩個角度來審視中國和其它國家的經歷。

之所以1600年左右靠國債發展的西歐到後來越走越強盛，而當時國庫深存金銀的國家則隨後每況愈下，是因為一方面西歐越來越發達的長期債券市場使其債息不斷降低，另一方面它們的大西洋、印度洋貿易給它們帶來日益上升的投資經營回報率。以英國為例，前面講到，1715年時它的國債平均利率在左右，到1717年降至4％左右。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請來荷蘭的王子作其國王，該王子帶來的不只是他自己和荷蘭親戚，讓荷蘭不再跟英國作戰，而且把當時荷蘭擁有的西歐最發達的金融技術帶到英國，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金融中介公司的信用增強作用。換句話說，如果是英國政府自己面對投資者負責，市場投資者可能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有所顧忌、怕政府不認賬，但是在英格蘭銀行於1694年成立之後，該銀行自身是獨立法人，也有外部股東（英格蘭銀行是上市公司），當英國政府把1000萬英鎊的國債委託英格蘭銀行承銷時，這國債的背後不僅有英國的稅收、政府信用作支援，而且英格蘭銀行也是重要的後盾，有該銀行提供的增強信用，投資者顯然更放心，要求的利息（包含風險溢價）也就低，因為萬一出事，英格蘭銀行的股東要承擔損失。那時，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在證券市場的信譽也非常好，所以英國政府先把債券賣給這兩家上市公司，然後由它們再以出售股票的形式從市場融資。有了第三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