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同樣的理由，這種自由市場制度不僅迫使大量僱傭兵隊長為簽訂合同而進行競爭，也促進手工工匠和發明者改進他們的產品，以爭取新的訂貨。雖然武器的這種螺旋上升在15世紀早期的弩機和盔甲片生產中已經可以見到，但在以後50年該原則又擴大到火藥武器的實驗。這裡回顧一下以下事實是重要的：當最初使用大炮時，西方和亞洲在大炮的設計和效力方面都沒有多大差別。發射石球和產生轟然巨響的巨大炮管顯然看起來很了不起，並曾起過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於轟擊君士坦丁堡城牆的那種炮。然而，似乎只有歐洲才存在不斷在技術上進行改進的動力：在火藥粒方面，在用銅和錫合金鑄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樣強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彈的形狀及結構方面，在炮架和炮車方面。這一切極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機動性，給了這種武器的所有者摧毀最堅固堡壘的手段，用強大銅炮裝備起來的法軍1494年入侵義大利時，義大利城邦驚恐地領教了它們的威力。所以毫不奇怪，發明家和有學問的人都被慫恿去設計某種能抵消這種大炮威力的東西（同樣令人驚奇的是，這一時期列奧那多［7］的筆記裡就有一種機關槍、原始坦克和蒸汽動力炮的草圖）。

這並不是說其他文明沒有改進他們早期的、構造簡單的武器。它們經常透過模仿歐洲樣式或說服歐洲來訪者（如在中國的耶穌會會員）出讓他們的專長，來進行改進。但因為明朝政府享有大炮的壟斷權，而且俄國、日本和莫臥兒印度不久也取得了這種壟斷權，既然它們的政權已經確立起來，改進這種壟斷權的誘因就要小得多。中國人和日本人轉向閉關自守以後，就忽視了發展武器生產。###兵因固守傳統的作戰方式，對大炮的興趣比較冷淡，直到後來為時已晚，難以趕上歐洲的領先地位。面對不太發達的民族，俄國和莫臥兒軍隊的指揮官們沒有改進武器的迫切需要，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壓倒敵人的軍隊。正像在一般經濟領域一樣，歐洲在軍事技術這個特別領域受到繁榮武器貿易的刺激，取得了對其他文明和實力中心的決定性領先地位。

這種武器螺旋上升的兩個進一步後果需要在這裡提一下，一個後果是確保了歐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個後果是它最終獲得了海上霸權。第一個後果很簡單，可以簡單敘述。在1494年法國入侵後的1/4世紀以內，甚至在此之前，義大利人就已發現，城牆以內突起的土木工事可以大大地減少大炮轟擊的效果；當炮彈射進堅實的土堆時便失去對外牆的那種破壞作用。如果在各種這類土木工事前面再有一條深壕（後來又有一系列構造複雜的設防稜堡，滑膛槍和大炮可以從這裡發射交叉火力），它們就會形成圍城步兵幾乎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就恢復了義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至少是那些未落入外國征服者之手的，以及那些擁有建造和守衛這種綜合防禦體系所需要的人力資源的城邦之安全。這也給了那些參與防禦土耳其人的軍隊一種優越性，如馬耳他和匈牙利北部的基督教守衛部隊很快發現的那樣。首先它阻礙了歐洲一個傲慢強國對叛亂者和競爭者的輕易征服，這就像伴隨尼德蘭起義的持久包圍戰所證實的那樣。如果敵人有可以退守的堅固設防基地，在開闊戰場獲得的勝利就不能成為決定性的。德川幕府或印度的阿克巴透過火藥所取得的權威，在西方沒有被模仿，西方的特點仍舊是政治的多元化及伴隨發生的、你死我活的武器競賽。

海上“火藥革命”的影響甚至更為廣泛。以前，北歐、###世界和遠東在中世紀末期的造船和海軍裝備上實力相當。如果鄭和的遠航和土耳其艦隊在黑海和東地中海的迅速發展或許對1400年和1450年前後的觀察家有什麼暗示的話，那就是海運發展的未來在於這兩個強國。人們猜測，在有關製圖學、天文學以及羅盤、星象儀等儀器的運用這三方面他們很少區別。區別在於持續不變的組織。或者如瓊斯教授所說：“假定其他航海家，例如波利尼西亞人都能航行很遠的距離，但歐洲在合理地組織航行和在一個航程內開發資源的能力，卻比伊比利亞人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葡萄牙人對地理資料進行系統蒐集，熱那亞商行多次想為大西洋探險提供資金，這種探險最終可能彌補失去黑海貿易的損失，以及再往北依次發展紐芬蘭的鱈魚漁場，這一切都說明一種向外發展的持續意願，這在這個時期的其他社會是不易見到的。

西方的興起（9）

但是，最重要的“合理化”措施，也許是船上武器裝備的不斷改善。在海戰極力模仿陸戰的時代，在帆船上安裝大炮是非常自然的發展。正像中世紀的城堡沿城牆和堡壘配置弓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