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幼發拉底河、黃河和長江周圍那樣廣闊而肥沃的流域可以為勤勞而易於征服的農民群眾提供糧食。歐洲的地形更為支離破碎，眾多的山脈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離開來；歐洲的氣候從北到南和從西到東有很大變化，這導致很多重要後果。首先，它使統一控制變得很困難，甚至強有力的、堅決果斷的軍閥也難以做到，這就減少了大陸遭受像蒙古遊牧部落那樣的外部勢力蹂躪的可能性。相反，這種多樣化的地形促進了分散政權的發展和繼續存在，地區王國、邊境貴族領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鎮聯盟構成了歐洲的政治地圖，羅馬陷落後任何時期繪製的地圖，看起來都像一塊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這塊被單的圖案每個世紀都可能不同，但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的顏色可以用來標明一個統一的帝國。

歐洲不同的氣候條件造成了適於交換的不同產品，最後，隨著市場關係的發展，這些產品沿著河流或透過林間小道從一個村落區運送到另一個村落區。這種貿易的最主要特點或許是它主要由大宗貨物組成——木材、糧食、酒類、羊毛、鯡魚等等，它們是為了滿足歐洲15世紀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東方商隊貿易運輸的奢侈品。這裡地理又起了關鍵的作用，因為這些商品用水上運輸要經濟得多，而歐洲又有許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圍環海對至關重要的造船工業是又一種刺激，而到中世紀末期時，繁榮的海上貿易就在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間進行。雖然這種貿易部分地被戰爭中斷，並受區域性地區的災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響，但總的說來它還是在繼續發展，促進著歐洲的繁榮，豐富其食物並導致建立新的財富中心，如漢莎諸城鎮或義大利城邦。定期的遠距離商品交易必然會促進國際範圍內的匯票、信貸制度和銀行業的發展。商業信貸、還有保險單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經濟形勢基本上是可預見的，而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幾乎都沒有享有過這種條件。

此外，因為許多貿易都是經過北海和比斯開灣波濤洶湧的海面運輸來進行，而且也因為遠洋漁業已成為營養和財富的一個重要來源，促使造船工業建造堅固（即使速度還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運載大量貨物並能利用風向航行。雖然在一個時期船隻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變得更加靈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後來取代它們的船舶，可能沒有像定期往返於東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輕型船那樣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下面我們將看到，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它們將具有特別的優勢。

西方的興起（7）

這種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壓抑的貿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場發展形成的政治和社會後果，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是沒有辦法完全壓制這種經濟發展。這並不是說市場勢力的興起沒有使許多當權人物擔心。封建主們懷疑城市是異端的中心和農奴的避難所，經常試圖削減其特權。像其他地方一樣，商人常遭搶劫，他們的商品被盜，財產被佔。羅馬教皇對高利貸的看法，對贏利的中間人和放債人的厭惡，在許多方面與孔子學說發生了共鳴。但基本事實是，在歐洲不存在一個可以有效地阻止這種或那種貿易發展的統一政權；沒有一箇中央政府由於它改變了發展的程序而造成某一特定工業的興起或衰落，曾經嚴重阻礙莫臥兒帝國經濟的稅收官對商人和企業家進行的全面的掠奪也沒有發生。舉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在基督教改革時代歐洲政治分裂的環境下，要使每個人都承認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劃分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勢力範圍，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更難想像禁止海外貿易的命令（如中國明朝和幕府時代的日本所頒佈的）會取得什麼效果。

事實是，即使別人在掠奪和驅逐商人的時候，歐洲總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貴族願意容忍商人及其行為方式，而且如文獻所載，受壓迫的猶太商人、破了產的佛蘭芒紡織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諾教徒，遷移時都隨身帶著他們的專門技藝。一個萊茵蘭的男爵因對商旅過度徵稅而發現，商路改到別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飛了。一位賴債的君主，在面臨下一次戰爭威脅並急需資金去裝備他的陸軍和艦隊時，很難再借到一筆貸款。銀行家、軍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會的重要成員，而不是敲邊鼓的。大部分歐洲政權逐漸地、不平衡地與市場經濟形成了一種共生的關係，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國內秩序和非獨斷專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對外國人提供），並以稅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長的商業利潤的一部分。在亞當·斯密創造出準確詞句以前很久，西歐某些社會的統治者就已預設，“為了把一個國家從最低階的野蠻狀態發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