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吉凶”，就是說我們只要“窮理盡性”就可以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掌握它，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從這個意義上看，《周易》上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以說開啟了後來的宋明理學以及儒家的理、性、命話題。

北宋五子的張載，著有《張子全書》，內有《西銘》、《正蒙》等。他在書中進一步闡述“陰陽就是氣”和“天人合一”理論。他還是《四庫全書》中記載的最早提及《葬書》中“風水”概念的人。他的成長得益於范仲淹，範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貴人。

儒門易家簡史（5）

宋史本傳對范仲淹的評價是“泛通六經，長於《易》”，他不但在文學上有成就，而且於易學傳世著作有《范文正公集》中《易義》一篇。該書以人事說經，將經義歸結為具體的人事和史事，而這也恰恰是義理派的主要特點。他是宋代《易》之義理之學的先驅者之一。

蘇軾的《東坡易傳》。從儒釋道三家全面展開解易。以“道”“德”連言，側重《老子》

解易。之所以後來未受到重視，原因是朱熹受他老師程頤程顥的影響，與蘇東坡學術意見相左。北宋五子中，程頤、程顥與邵雍是表兄弟關係，與蘇東坡有隙，致邵雍臨終亦不得相見。

蘇東坡幾乎是個全才，無論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天文地理、思想哲學等等各個文藝領域他都皆有所得，其學問、人格、立身大節也可稱千古楷模。可惜的是，在中國的歷史上，像蘇東坡這樣有個性、有才情、對老百姓也不錯的官員太少了。

蘇東坡認為，治學當“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注重培養人的軟實力。

朱熹是理學的大家，也因治易而名重後世。他的《周易本義》為科舉必考之書。很受皇帝器重，位高言重。他對《易》的結論是“易為占卜之書”。

史料記載：朱熹之葬，用懸棺法。術家雲：“斯文不墜。”（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卷十七引《韋居聽輿》，中華書局，1981年）。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朱熹死後下葬的方式，採用的是懸棺法。為什麼採用這種漢地不常流行的方法呢？原來這是朱熹的隱衷，即懸棺法可以預示在朱熹身上所體現併發揚光大的儒家文化命脈將千秋萬代流傳下去，永不墜落。

史料記載：朱熹的父親請人為他擇佳地，並問將來子孫是否富貴。風水家回答說，富貴不會太大，但生個小孩兒將來長大了似乎是個孔夫子。（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卷十七引《堅瓠集》，中華書局，1981年。）結果真是驚人的準確。

宋代的蔡沉為易學應用提出了一個原則：“《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南宋洪邁著《容齋隨筆》，講了許多易學原理知識和技巧，不可不讀。

宋代易學形成於北宋，一直延續到清初。宋代是中國易學發展的最鼎盛時期，百舸爭流。宋易分為義理、象數兩派。宋易象數學派繼承了漢易系統以象數解易的風氣，注重探求

天道，使象數學走向哲理化。其中，以陳摶、周敦頤、邵雍等人的易學為最有影響。宋易中的象數派又以提出各種圖式解釋《周易》原理為特點，故其易學又稱圖書學。圖書學於北宋十分流行，形成了有很大影響的圖書學派。理學的開創者周敦頤以及邵雍的易學與圖書學有淵源關係。

在宋代，陳摶、邵雍、司馬光（著有《溫公易說》，創四爻佔法《潛虛佔》）、周敦頤等是象數派的代表人物；而范仲淹、歐陽修、張載（《橫渠易說》）、王安石等則是義理派易學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年輕時即以文學才華出名，與韓愈、柳宗元、蘇軾等人並稱“唐宋八大家”。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讀過王安石的文章後，忍不住讚歎說：“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對王安石評價極高。

這裡特別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眾所公認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謂；而宋神宗後，蔡確、章惇、呂惠卿、蔡京、蔡卞無不被視為北宋奸臣。可這些北宋奸臣卻都是直接或者間接靠王安石舉薦起家。之所以如此，變法是相當重要的契機。而王安石不善於識人和用人由此也可見一斑了。他識人眼光不準，用人度量不夠，不切實際的新法（國家壟斷與民爭利）從一開始就走進了怪圈。

這種結果的出現，與王安石在易學的研究過程中，義理之學與象數學的脫節不無干系。

回頭想想，現在的易學研究也大多集中在理論方面，用理論解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