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靜農在“歇腳庵”一住就是四十年，故原無久居之意已不復存在，因而臺靜農請張大千居士另題齋名，寫了一方“龍坡丈室”的小匾掛起來。他對此解釋道：“落戶與歇腳不過是時間的久暫之別，可是人的死生契闊皆寄寓於其間，能說不是大事。”7　有人勸他寫*，他對此的回答是苦笑：“能回憶些什麼呢？但也有意外，前年旅途中看見一書涉及往事，為之一驚，恍然如夢中事歷歷在目，這好像一張封塵的敗琴，偶被撥動發出聲音來，可是這聲音喑啞是不足聽的。”8　自己的聲音是喑啞了，可他願意提攜那些聲音仍洪亮的人去歌唱。1960年，因《自由中國》雜誌遭查封而受牽連的聶華苓家中，突然來了一位素不相識的前輩，這人便是臺靜農。臺說明來意，即希望她到臺大去擔任“現代文學”課的教席後，聶華苓驚訝得不知如何回答。“不僅因為臺先生對我這個寫作者的禮遇，也因為我知道臺先生到臺灣初期，由於和魯迅的關係，也自身難保；而我那時在許多人眼中是個‘敬鬼神而遠之’的人。臺先生居然來找我！我當然心懷感激地答應了。”9　正由於換了一個環境，此時受特務跟蹤的聶華苓感到自己來到另一片廣闊明朗的世界。她不再擔心受特務騷擾，又開始過正常人的生活了。

臺靜農的文學觀無疑是傳統的，他常在人前堂正而自然流露出一種尊嚴與高貴的面容，但未給人可敬而不可親之感，因為其中洋溢的多是舒坦寬厚的精神。正因為他有寬廣的胸襟，故除介紹詞學大家葉嘉瑩來臺大中文系教詩選，使那些莘莘學子有瞻仰系裡第一代師長諄諄風采的幸福外，還容許被線裝書壟斷的中文系讓從美國愛荷華寫作班畢業的王文興到這裡來教外國現代文學，其所用的全是英文教材，講的不是英國的喬伊斯、美國的海明威，就是法國的薩特、德國的考夫曼、美國的佛羅斯特。這門課為中文系學生開啟另一個世界的文學視野，並在王文興的啟發下不少人走上了創作道路，其中不少還是著名的現代派作家。正是臺靜農引進王文興這種內省型的作家到臺大中文系來，才促使中文系流風餘韻，馨香不盡，讓《現代文學》雜誌與臺灣的中國文學研究在風氣上有所轉向。

臺靜農（4）

眾所周知，在臺灣學術界，中文系與外文系往往代表兩種不同學風、學派。前者著重研究古典文學，鑑於當局不許傳播魯迅及其30年代文藝的禁令，中文系便無法開“中國新文學史”課，因而學風顯得封閉保守；而外文系以研究西洋文學為主。雖不開“中國新文學史”課，但由於系風開放，師生對大陸新文學作品作家都心嚮往之，並在老師鼓勵下搞起了原本屬於中文系專利的文學創作。臺靜農把這兩股不同的學派結合起來，不但請進王文興這樣的前衛作家到中文系釀造適合創作的環境，而且在歐美文學大本營的《現代文學》上連續推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號”，使傳統與前衛兩種文學思潮在這裡匯流。

李敖在臺大讀歷史系時，臺靜農是該校中文系主任。臺靜農沒教過李敖，但在李敖窮困潦倒於1957年出售家藏舊版《資治通鑑》、《昭明文選》、《三遷志》等書時，臺靜農曾到學生宿舍去看望李敖，對他售書一事幫過大忙，李敖對此一直感念在心。到了1963年李敖著文攻擊臺灣大學文學院及中文系時，他認為臺大中文系的“腐化”，乃是臺靜農被“挾持”、不能脫身的結果。後來他卻認為，“腐化的原因，臺靜農本人就是禍首”。這種指責顯然是想當然的結果。如果說，臺大中文系有過“腐化”現象，那也是時代使然，臺靜農一人是擔當不了這一責任的。何況臺靜農本人無論從學術觀點還是生活上，均未“腐化”。相反，是他帶領中文系師生改造中文系，使僵化而非“腐化”的中文系有了一絲生機，讓學生能以研討施耐庵、曹雪芹的態度去討論課表上沒有的張愛玲、朱西寧、司馬中原，這是一種多大的進步！正如葉慶炳在《四十三年如電抹——悼念吾師臺靜農先生》一文中所說：“臺大中文系能有今日，臺先生無疑是第一號功臣，雖然臺先生從來不居功。”10

至於李敖指責臺靜農被特務“嚇破了膽”，也是誇大其詞。臺靜農受驚嚇的情況是有的，從此再不敢講魯迅的確表現了他懦弱的一面，正如他膽囊開刀時所說：“我本來就膽小，現真正成了無膽之人了。”但他有時並不膽小，他對現實不滿的情緒隨時可以透過某種偶然話題流露出來。臺靜農曾對他的學生、現為臺大教授的柯慶明說：“現在時代真是變了，寫小說還可以得到大筆獎金。哈哈哈，從前寫小說還得坐監牢！”11乍看，這是對自己苦難遭遇的自我解嘲，可這裡隱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