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講，運動員出身的謝亞龍在2005年到足協之前，算得上是一個有成就的業務幹部。他對中國體育作出的貢獻，應該是2000年他擔任田管中心主任期間。

當時，恰逢袁偉民扶正，出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他面臨著兩個艱鉅任務——一是悉尼奧運會，二是北京奧運會。因為北京奧運會是一項政治任務，這就要求在悉尼奧運會上，中國寧可不要成績，也不能在興奮劑上出事兒。

謝亞龍的用武之地來了。在袁偉民的支援下，他與總局興奮劑檢測中心密切配合，嚴查了一批以身試法者，使中國田徑隊的參賽人數，從最初確定的38人減少到26人，其中損失最大的是馬家軍。

袁偉民在不久前出版的《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一書中，對此事津津樂道。如果謝亞龍退休之後想寫*，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當年的鐵腕行動上升到政治高度，以此來彌補自己搞足球留下的缺憾。當年，畢竟他是具體執行者，而袁偉民只是順手摘了桃子而已。

記得謝亞龍在2008年9月9日下課後，我和一位資深的體育官員聊天，談到了2006年3月謝亞龍的瀋陽之行。我當時的感慨是——如果謝亞龍那次來瀋陽是找《遼瀋晚報》核實上海舉報人H先生提供的涉賭線索，商討或落實司法介入的具體事宜，真正意義上的打假掃黑行動也許三年前就開始了。如果在行動中有百八十人落網，導致中國足球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他也會在中國足球史上留下光輝的一筆。

另一種假設是，三年前謝亞龍來瀋陽，如果他不是選擇遼足俱樂部做觀摩的物件，而是選擇瀋陽金德俱樂部，也許會讓他真切感受到中國足球存在的危機，進而影響他的決策。

當時，瀋陽金德俱樂部正不聲不響地發生著一場內訌——該隊陳濤、張烈、張可、楊福生、尹良毅等五名“包身工”逼宮俱樂部，拒絕簽約。五人遂被俱樂部*。

幾名球員獲得了普遍的同情和支援。

這一點也不出奇。金德俱樂部要求球員必須連續簽訂五年合同，工資將分為四千元和八千元兩個檔次，贏球獎金則從上賽季的四十萬元降低至二十萬元。

照此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