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3）瀋陽名士繆公恩等組成‘芝蘭詩社’。這個詩社是當時盛京將軍晉昌所讚許的，並得到當時住在瀋陽的裕瑞、程偉元的支援。”

（2）“1813年後，他（指裕瑞）與晉昌、程偉元同住瀋陽，因而繆東麟說他曾參加‘芝蘭詩社’活動，是可信的。他是否寫有子弟書作品存世，不可考；即使寫過，根據他當時的身份與處境也是無法具名的。”

（3）程偉元“作為晉呂的幕僚，曾兩次隨其來沈，是‘芝蘭詩社’的支持者與參加者。1817年左右在瀋陽興辦了‘程記書坊’，刻印了許多子弟書。據說他曾有後人留在瀋陽。他不只能文而且能詩善畫，以指畫著稱。”

（4）“嘉慶末年，在晉昌支援下，由程偉元等出面，在小南門裡辦起了‘程記書坊’，稍後，繆公恩與友人合資辦了會文山房（瀋陽鼓樓南火街路西），曾出版過少量子弟書段，但不久即遭禁止。”

關於以上所引四則民間傳說，作者在文章中作了如下說明：

關於晉昌、裕瑞、程偉元以及程與“程記書坊”之關係，筆者最早是聽文俊閣老先生以及瀋陽名士、原育人書屋老闆袁希純講的。當時缺少旁證材料，未肯定，後查有關史料，方知程偉元確於1800年至1803年、1814年至1817年以及1822年以後隨晉昌作為幕僚住瀋陽，其次裕瑞1813年革輔國公後亦一直移居瀋陽，可見他們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

在該文註文④中，作者又說：

這裡所說的《悲秋》是另一個，也可能就是得碩亭所著的《草珠一串》中提到的《悲秋》。關於它的作者，其說不一。文俊閣聽繆東麟講為繆公恩所作（繆公恩為繆東麟之曾祖），袁希純、馬二琴則聽說是程偉元所著。暫從繆東麟說。但子弟書之創作，同一題材，各寫一篇、幾人同寫一篇或後人改前人之作，都屢見不鮮，因而也不能排除《悲秋》與程偉元有關的情況。存疑，待考。

在談到“芝蘭詩社”的注⑤中，作者又說：

有關“芝蘭詩社”之史料頗少，僅據文俊閣（繆東麟之甥，生於1875年，他本人曾見過韓小窗等）、衰希純（其祖母裕瑞之幼孫女）、老刻工關永綏（其父為會文山房之名刻工）、馬二琴（名中醫，偽滿時曾為《盛京時報》撰稿人，參加過《東三省古蹟遺聞》編輯工作）以及名國畫家周鐵衡介紹的有關材料綜合而成的。

我懷著喜悅的心情讀完了這些有關程偉元生平研究的重要傳說。但掩卷思之，也有幾點小小的疑問，願在此提出來，供研究。

首先，晉昌、程偉元與“芝蘭詩社”的關係問題。據《清史稿》、《清實錄》、《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諸書的記載，晉昌首任盛京將軍職的時間是在嘉慶五年（1800）三月至八年八月。嘉慶十八年（1813）為和寧任盛京將軍，至十九年（1814）二月。同年（1814）二月後，晉昌接和寧任盛京將軍，是為第二次。道光二年（1822）正月，晉呂第三次任盛京將軍，此時程偉元已經謝世。按這個時間表推算，晉昌於嘉慶十八年（18＇3）十二月並不在盛京將軍任所，自然也就不在瀋陽。因此，傳說“芝蘭詩社”於嘉慶十八年（1813）成立時曾得到“當時盛京將軍晉昌所讚許”云云，就有失根據了。

其次，晉昌、程偉元與“程記書坊”的關係問題。程偉元的學生金朝覲於嘉慶二十五年寫過一首小詩，紀念他的老師。詩前有小序說：

辛酉、壬戌小泉程夫子居東部，留守將軍晉公幕府。餘時肄業書院，以及門時親筆墨，暨先生下世後，求其遺紙，如、片鱗只爪，不可多得。景堂二兄以舊紙囑題，餘喜得見先生手澤，因志數言於巔。時嘉慶庚辰清和月之八日。

金序告訴我們，程偉元逝世於庚辰年之前，而晉呂於嘉慶二十二年（1818）二月已調任伊犁將軍。因此，傳說嘉慶末年在晉昌支援下，由程偉元等出面，在小南門裡辦起了“程記書坊”，似乎不大可能。另據程偉元友人孫錫詩云，程為江蘇吳門人，他從遼東南下，後來是否又北上辦起“程記書坊”也是令人懷疑的。

再次，據晉昌、裕瑞等人的詩文集所載，也找不到一條材料可以作為程偉元參與“芝蘭詩社”活動和創辦“程記書坊”的旁證。到了嘉慶年間，《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已廣為流傳，前有程偉元序，如世間所傳“程記書坊”真的是程偉元所創辦的，完全不必“真事隱去”，故用“假語存焉”。因此，“傳說”的真實性就有點動搖了，需要再核對一下時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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