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所題，最後又經姚氏二次題跋，姚梁皆鑑定為宋代拓本先祖父叔彥先生為董其昌季子祖源山水冊頁題跋，“民抄董宦”後，祖源宅被焚燬、書畫蕩然無存，此冊頁十二幀，極為罕見，筆墨灑脫，先祖稱其“工力淵源，幾造元人堂奧”，冊頁後有許巨川題跋書畫鑑藏與保護方面所做出的貢獻是永遠不應該忘記的。　。。

博物君子今何在——文人與收藏（3）

收藏之道中不但蘊含著對故物的鐘愛，也滲透著人際之間的交往與切磋，可以說是一種文人之間的交誼方式。某人得到一種藏品，或可在同好之間相互賞玩，或可題寫自己的鑑賞心得，這種形式常常體現在書畫、碑帖、版本甚至是彝器銘文拓片的題跋之中。題跋的內容多以觀賞經過、真偽評價、藝術賞析為大略以記之，一件名作可經歷代鑑賞家依次題跋，舊時古玩行稱之為“幫手”，一件書畫“幫手”越多則越“闊”。後來也有些作品雖然藝術水平一般，但經收藏者請來眾多名家題跋、捧場，抬高作品的身價，被稱之為“窮畫闊幫手”。其實，真正的鑑賞家是不會為偽作或水平一般的作品題跋的，這種情況以請來“大紗帽”（即有權勢而附庸風雅的人）為多。我在觀賞一些手卷的時候也偶有發現題跋的次序竟有時代前後倒置的情況，即前人在後而近人在前，甚至有展卷至終已然留白，經過很長一段，末尾又出現題跋的情況，這大多是受命題跋者自謙的表示，認為自己不能和大鑒賞家同列，或留給前輩更多的題寫空間，將自己的跋附於驥尾，以此也足見前輩鑑藏家謙遜的風範。

有些經過幾位名家共同把玩的書畫或器物則更有趣味，也可反映出前輩古人的交誼與往來。我藏有一方清代張叔未（廷濟）取自河南新鄭子產廟唐碑殘石磨成的圭型石硯，本來不是什麼珍貴文物，但經叔未請梁山舟（同書）和翁覃（方綱）題寫硯石邊銘和硯盒，自然就頗有意思了。張叔未生於1768年，梁山舟生於1723年，翁覃生於1733年。叔未晚山舟四十五歲，晚覃三十五歲，但於此物可見他們在收藏玩賞之間的交往。梁山舟於硯石邊銘文曰：“一片石，千餘年；沒字碑，誰寶旃。同書識。”翁覃則在硯盒面上題“東里潤色”四字，並註明“叔未得唐子產廟碑殘石，琢為硯，因以昔年所摹張遷碑四字弁之，亦張廷濟藏唐子產廟殘碑磨製的圭形石硯及細部君家典故也。方綱”。叔未自在盒底撰寫殘石來源始末。子產是春秋時鄭國大夫，居於新鄭東里，唐時在新鄭建廟立碑，叔未得之殘石，已越千年，故山舟有“千餘年”之語。《論語？憲問》又有“東里子產潤色之”，故而覃題“東里潤色”四字。一方石硯，經三位鑑藏名家和大文人之手，自然趣味盎然，同時又見三人之間的忘年交誼。

我在幼年時曾見到過葉恭綽、張伯駒、張叔誠諸位先生，對他們觀賞文物時的那種莊重和恭敬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後來又接觸到啟功、朱家、周紹良等前輩，有幸佇立在旁看他們展卷拜觀書畫，也是同樣凝神屏氣，肅穆萬分的神態。舊時觀賞文物講究沐手焚香，大抵也是出於對古人遺物的敬畏。這種莊靜與安詳也許正是我們今天所缺失的心態。鑑賞的過程當是穿過時空的隧道與古人的交流，需要一種沉靜和安詳，何嘗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尋寶”、“鑑寶”節目中那種飛揚浮躁與插科打諢地做秀？

我常常想起八十年代與袁行雲先生觀賞書札時的情景，袁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雖出身世家，但生活並不富裕，家中所遺吉光片羽，他也從未用金錢去估算過價值。當時我們兩家相距不甚遠，晚飯後常常互相串串門，觀賞幾件字畫或書札。袁先生所藏書札不少，大多為清中葉以後的名家尺牘，每觀至會心處，會忘記時間已近午夜。袁先生生活的時代雖遠遠脫離了文人士大夫年代，但他身上的那種謙和、低調，卻從骨子裡透出舊時文人的氣質。

歌德說“收藏家是最幸福和快樂的人”，我想主要的幸福與快樂當是來自於收藏的過程中，蘊含於玩摩和研究之內，這也是收藏家和收藏愛好者應有的心態。

我們常說“文物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文物作為收藏品，它們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卻是永遠不會變的，它們所給予人們的物質與精神享受更是無法以金錢衡量的。中國的社會變遷與更迭，歷來速於西方社會，一件收藏品伴隨收藏者的一生已屬不易，焉能子子孫孫永遠為一家一姓儲存下去。我們常常看到許多前朝書畫上鈐有“子孫永寶之”或“子子孫孫永寶之”的印章，其實當我們展卷拜觀時早已不知流經多少藏家之手。我們在這件文物面前為其藝術魅力傾倒之時，也會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