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軍閥的姘頭與黑市商人的女兒竟然當眾辱罵她，聲稱她們“有身份的人”不能跟賣藝的坐在一起。倔強的秀蓮只好將書撕成碎片，憤然離去。她失去了學習的機會，精神上卻又多了一層壓力。她感到，她是很難有出頭之日了，她只能走琴珠和大鳳的路，“這條路不濟，可你也就這麼一條路了”，再加上氾濫成災的美國黃色電影的毒害，這就使秀蓮逐漸由單純趨向複雜，由天真趨向庸俗了。她需要愛情，但又無人正確的引導她。就在這時，特務、流氓分子張文，乘虛而入，導致了她的生活悲劇的發生。作家寫秀蓮的遭遇，固然寄託著他對鼓書藝人的深切同情，但主要還是為了揭露和控訴那個摧殘她的腐朽而又殘酷的社會制度，應當說，老舍的意圖達到了。

《鼓書藝人》鮮明地描寫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覺醒，準確而又具體地塑造了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老舍創作思想的變化。藝人方寶慶是小說的主人公。在老舍所創造的豐富的市民形象中，方寶慶的形象塑造，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方寶慶屬於老舍所熟悉的那個市民階層，如同描繪以祥子為代表的貧困、善良的市民人物一樣，老舍寫方寶慶，仍然突出地寫了他的精神弱點，寫了他的苦難，所不同的是，在這同時，老舍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寫了受壓迫者的愛國熱忱、反抗精神、以及他們的理想與覺悟，第一次將他的市民主人公置於革命的漩渦中加以表現。方寶慶原是久住北平的一個大鼓藝人，日本侵略者佔領北平以後“他寧願丟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愛的東西，不願在飄著日本旗的城裡掙錢吃飯”，他由北平而上海，由上海而漢口，由漢口而重慶，寧在戰亂中逃亡，不在侵略者的鐵蹄下偷生。在重慶，他加入了一個抗日團體，認識了革命作家孟良。孟良對他的能鼓動大家抗日熱情的《抗金兵》，給予高度評價，孟良對寶慶說，他的大鼓書是個好門道，搞起宣傳來再好不過，“您演的是獨角戲，但唱出的是千百萬人的聲音”。寶慶心裡極為高興，毅然放棄了拿手的傳統段子的演出，而排演了孟良專為他們寫的宣傳抗日的新鼓詞。他對孟良說：“多少年來，我一直盼著能碰見您這麼個人。我願意為國家出把力氣。多少人在前線犧牲了，我有一份力，當然也樂意出一份力。那還有什麼說的，我樂意唱抗戰大鼓，為抗戰出把子力”。講這些話的時候，“他心潮澎湃，淚水湧上了眼睛”。當他第一次拿到孟良為他寫的抗日鼓詞時，“他把稿紙疊起來，小心翼翼地放進口袋，好象那是貴重的契紙一樣”，他說：“如今我可以讓全世界的人看看，咱們中國唱大鼓的，也有一份愛國心。”在老舍筆下，他是一個有良心的藝人，他熱愛自己的勞動，熱愛生活，他的愛國熱情一旦被點燃，就能放出光和熱。方寶慶到重慶以後，受盡了生活的折磨，書場被炸，軍閥敲詐，秀蓮失足，大哥遇難，女兒被騙，孟良入獄，一系列的打擊，接踵而至，但是方寶慶並未對生活失去信心。他是軟弱的，但是他並不停止抗爭。他總想“試著乾點新鮮事兒”，甚至想開辦一個曲藝學校，“調教出一批地地道道的大鼓藝人”，尤其是結識了孟良以後，他接受了初步的革命教育，思想有了新的覺醒。孟良被捕之後，他四處奔走，試圖營救而不得，他對現實發出了疑問：“當今政府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現而今的領袖，見識還不如個孟良？”方寶慶的疑問，本身就是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反抗，是一種逐漸明朗起來的革命意識。可以看出，作家是明確地把方寶慶放在時代潮流中加以表現的。這就使方寶慶和老舍以往所寫的市民人物有了根本的不同。在《駱駝祥子》、《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等作品中，老舍深刻地寫出了主人公的悲劇的嚴肅性，揭露了那個“病態”社會的黑暗，但是如何才能驅除黑暗，迎來光明，老舍回答不出。他的主人公只能以悲劇告終，作家給祥子們找不到出路。《鼓書藝人》寫方寶慶、寫秀蓮則不然，老舍明確的為他們指明瞭革命的出路。小說的結尾正面描寫了方寶慶對革命的未來，對新中國的熱烈嚮往，作品在昂揚的基調中收篇。這種處理，包含著嶄新的革命內容。它說明，經歷抗戰八年的時代風雨之後，老舍的思想成熟了，他對社會對革命的認識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從孟良的形象塑造中，同樣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發展。孟良是個革命的劇作家，借用方寶慶的話說，他“是那麼勇敢，坦率。講起話來，總是開門見山，單刀直入，決不拐彎抹角，吞吞吐吐”。和寶慶認識之後，他引導寶慶和秀蓮從事抗日宣傳，並親自動筆為他們創作新鼓詞。他教秀蓮認字，介紹她去上學讀書。他勸寶慶對秀蓮不要管束得太死，應給她以自由，“要是您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