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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講學之外，老舍還到美國一些城市觀光、考察，參觀一些著名大學，並應邀到加拿大旅行一個月。一年以後，曹禹如期回國，老舍因手頭的小說寫作未完成，繼續留住美國。

旅美期間，老舍看到，一般美國人對於政治很少興趣，美國社會是商業化的社會，“有錢就行，賠錢不幹”（注：《老舍先生談美國》，1950年1月8日《大公報》。），他應邀到西雅圖出席美國西北部作家協會的會議，但會上討論的全是生意經方面的問題，與文藝毫不相干。耳聞目睹，加深了老舍對資本主義世界腐朽性的認識。

在美國，老舍的生活是緊張而又寂寞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他由紐約致函吳祖光，信中說：“到美之前，即決定以‘殺車法’應付一切，以免開足馬力，致心身交敗，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體如重慶之舊汽車，必有吃不消者。但雙腳一踐美土，‘殺車’即不大靈，如小魚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隨遇而安，且戰且走，每每頭昏眼花。”（注：《紐約書簡》，《老舍寫作生涯》。）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說：“外面是十里洋場，我守著斗室，冷冷清清。”（注：臧克家：《少見太陽多見霧》。）在給謝冰心的信中，他說他在紐約，“就象一條喪家之犬”（注：　冰心：《老舍和孩子們》。），他討厭美國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寂寞，他懷念祖國，去國懷鄉的辛酸滋味，溢滿心頭。

他也有歡快，那就是在聽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勝利訊息時。他親眼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每取得一個勝利，美國進步分子和華僑都要舉行一些室內慶祝會。他時刻注視著國內局勢的變化，盼望蔣家王朝早日滅亡，新中國早日誕生。他把這種心情，寫在小說《鼓書藝人》中了。

旅美期間，老舍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一部是《鼓書藝人》。兩部作品寫成後，老舍幫助兩位翻譯者分別將他們譯成英文。《鼓書藝人》由郭鏡秋女士翻譯，《四世同堂》由艾達·普魯伊特翻譯。後者是一個節譯本。老舍歸國心切，幾乎把全部時間都用在翻譯上了，白天他同郭鏡秋女士一起工作，晚上七點到十點給艾達·普魯伊特讀《四世同堂》。艾達·普魯伊特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寫給費正清夫人的一封信中說：“我們一直工作到他離開。他曾非常苦惱，因為我翻譯得‘太慢’。他想回家，回中國去，他為此而焦急。”（注：見胡潔青、舒乙：《破鏡重圓》，《十月》1982年第2期。）老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使他激動，國內朋友們的來信和來電，不斷地向他發出回國的邀請，周恩來同志就曾經請曹禺和樓適夷給老舍寫信，轉達黨、人民政府以及他本人歡迎老舍回國的願望。郭沫若、夏衍、馮乃超、蕭三、丁玲等也曾給老舍寫信或發電，表達了同樣的願望。在協助兩位翻譯者完成了工作任務之後，老舍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踏上了返回祖國的旅程。

向新的創作道路起步——《鼓書藝人》

《鼓書藝人》在美國寫成以後，由美國友人Helenakuo（郭鏡秋）女士根據中文手稿譯成英文。一九四九年秋天，老舍由美國回國，並未攜帶這部小說的手稿，其原因大約是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人員的檢查，因為在這部作品中，老舍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不滿與憎惡。一九五二年，郭鏡秋的英譯本在紐約出版，那時老舍已經回國一年多了。回到祖國的老舍，當然是不忘這部書的，但是他看到，《鼓書藝人》的主人公們，已經翻身作了國家的主人，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覺得現在再寫大鼓藝人，就應當著力表現他們翻身解放的狂喜，於是，他就在原來已有的《鼓書藝人》的題材上，重新構思，融進自己的新的體驗，新的感受，創作了他歌唱新中國的第一個話劇《方珍珠》。此後一段時間，他的創作重點，完全轉移到了反映新中國的現實生活方面，他不斷地構思新作，充滿了旺盛的創作力，根本無暇回顧過去的寫作生涯，所以《鼓書藝人》也就永未被提起，看來，這部以民間鼓書藝人的生活為題材的獨具特色的作品，似乎要永遠被歷史湮沒了。

但是，歷史是公正的。藝術家的任何有益於人民的創造性勞動，都將被人民所記憶。在一九七九年胡潔青託人去美國查詢原稿而不得的情況下，馬小彌動手將《鼓書藝人》由英文轉譯為中文，中文譯本於一九八○年十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馬小彌是老舍已故好友馬宗融教授之女，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曾與老舍有過密切接觸，她熟悉老舍的生活，熟悉老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