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負責“西周金文歷譜研究”專題的天文學家陳久金，根據青銅器分期研究的成果並結合金文歷譜和排比，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個年代值，最後認為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最大。

從江曉原和劉次沅的研究成果來看，儘管兩說都落在了14C測年技術所得結果的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範圍之內，但這兩個結果都無法滿足文獻所給出的全部條件。因此，只能根據其滿足的程度，以及與金文歷譜匹配的狀況來選定最優解。就兩個結果而言，江曉原對金文紀時詞語的理解以及推算出的公元前1044年說，與金文歷譜研究所得結果難以整合。

根據“工程”專家組所定的金文歷譜，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因一直未發現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時期的青銅器，也就難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但根據《尚書·金滕》可知，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經周公祈告，次日即病癒，但沒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後世學者雖然對武王克商後的在位年數有不少爭議，但文獻記述武王克商後的史事沒有一家超過4年以上。東漢學者鄭玄在其《詩譜·豳風譜》提出，武王克商後在位4年。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在《史記會注考證》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記》鈔本雲，武王於克商後二年病，又“後二年而崩”，這一說法與鄭玄之說相合，都應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這個年代值不僅與劉次沅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說正相符合，且與金文歷譜的銜接也較好，同時與《武成》等歷日及伶州鳩所言的天象也能相容，其各方面的符合條件明顯多於公元前1044年說，故工程專家組在經過反覆權衡後，將公元前1046年確定為武王克商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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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時、地利、人和（7）

正是因為武王克商年這個至關重要的定點的確立，才陸續往前推算出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殷商開國為公元前1600年和夏王朝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可以說，整個夏商周三代文明大廈的構築，正是根置於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這一根本基石之上的。也正是有了這根強有力的支柱，才有了克商年之後較為準確的西周列王年代的具體推算結果。那麼，西周列王的年代又是如何推算而出的呢？

第九章　西周王朝的興衰

晉侯墓地的分期與年代測定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經歷了11世12王。因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已經給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紀年，這就為西周年代學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準點，夏商周斷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學研究範圍為：

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9夷王—10厲王—共和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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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孝王

西周年代學，主要以文獻研究為基礎，透過考古學文化的分期與測年，建立年代學框架，同時構建金文（青銅器銘文）歷譜並對有關天文材料進行計算，排出列王年代。這個課題由長期主持豐鎬鎬遺址發掘的考古學家張長壽負責。

作為早期晉都的天馬一曲村遺址，由於自漢以來歷史學家已不知具體地望，乃至以訛傳訛，穿鑿附會，致使這座曾顯赫一時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沒長達2000餘年無人知曉。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在1986年考古人員正式發掘之前，該遺址從未被盜掘，成為中國大地上已發現的西周、春秋國都遺址中惟一完整的倖存者。如此罕見的典型性遺址，無論是對晉文化還是對整個華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自1986年之後，該遺址被盜墓賊貪婪的目光所注意，從此，盜墓狂潮席捲而來，成百上千的人攜帶雷管、炸藥和探鏟，嘴裡喊著“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個萬元戶”的口號，成群結隊地湧人遺址，大肆進行盜掘活動。幾年之間，凡遺址內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盜掘，墓內隨葬器物被洗劫一空。1992年10月16日，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學考古系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組成考古隊（此前已有過合作發掘），至次年1月11日對天馬—曲村遺址墓地進行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這次發掘共探明西周時期甲字形大墓7組15座，車馬坑2座。限於時間的緊迫，考古人員只發掘清理了其中5組10座大墓以及已經暴露出的8座祭祀坑和6座漢墓，出土了數千件陶、玉、銅器等珍貴文物。在發掘清理的5組大墓中，從墓葬排列、規格及隨葬器物來看，當為晉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別為晉侯5座，晉侯夫人5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