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艾格尼絲出生在密蘇里州的一個貧困地區。在她10歲的時候，全家搬到科羅拉多州。她的父親是名工人，嗜酒成性；在她16歲時，母親死於營養不良。父親偷走了艾格尼絲積攢的45美元去和同伴喝酒。忍無可忍，艾格尼絲帶著妹妹和兩個弟弟，以及死於難產的姐姐的孩子，離開了家。那時，她就下定決心要靠自己生活下去。她不向社會低頭，不要像其他女性那樣生活，更不能成為四個孩子和一位嗜酒父親的苦力。

在將弟弟妹妹以及姐姐的孩子安頓好後，艾格尼絲離開了家，開始了持續兩年的半流浪式生活。剛剛20歲出頭的她隻身來到紐約，白天在一家餐館做服務生，晚上到紐約大學讀書。那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她成為了印度流亡愛國者力求推翻英國統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顯然，史沫特萊並不滿足於僅僅表現出某種政治姿態。1918年，她因走私軍火和違反美國“中立法令”而被判入獄。從此，開始了她作為激進分子的生活，直到1950年離開人世。在她去世前，還因涉嫌參與間諜活動而被調查。

在她的傳記作者魯思·普賴斯筆下，史沫特萊“……一生都在和形形色色的人進行激烈的辯論”，政治保守派將她視為中國共產黨的追隨者，她的記者同行們常會無視她言辭激烈的報道。那些真正認識她的人則認為她是一位個性很強的人物，而且是個內心堅定的夢想家：“我可能並不單純，但我是正義的。”她曾經這樣描述自己。有時候她也這樣說，“我走的太遠了，但我還會堅定地走下去。”

1929年史沫特萊來到中國時，她已經被保守派定性為危險的激進分子。《法蘭克福日報》甚至拒絕刊登她寫的第一篇關於日本入侵滿洲的罪惡行徑的新聞，直到後來證實她所寫的都是正確的，才成為該報的首席記者，直到1933年納粹上臺。一位倫敦的出版商，維克多·戈倫茨將她介紹給《曼徹斯特衛報》，於是她也被任命為該報在中國的通訊員。

漢口（4）

那些經歷過戰爭的城市——例如70年代的西貢、索爾茲伯裡、羅得西亞，還有80年代的貝魯特和耶路撒冷——總會因為戰地記者的駐紮而湧現一批著名酒店，那是記者們在一起交流、喝酒、相愛或者背叛對方的場所。在西貢有著名的洲際酒店的酒吧，在索爾茲伯裡有奎爾俱樂部，在貝魯特有考曼德酒店，在中國的漢口則有美國海軍的俱樂部和其附近的德明飯店。漢口的近代史與長江上的巡邏隊有密切聯絡，美國海軍特遣部隊長期駐紮在那裡保護居住在當地的美國人以及周邊的炮艇艦隊。然而在媒體看來，這個巡邏隊的真正貢獻就是這個俱樂部。根據美國海軍的規定它也是禁酒的，然而漢口的媒體團如此頻繁地在那裡出沒，因此有人懷疑他們想辦法打破了這一規定。

史沫特萊就是海軍俱樂部和德明飯店媒體喝酒、聚會的核心人物，於是，她將喬治·霍格介紹給各路媒體認識，喬治也很快地和大家打成一片。

幾年後，當年也活躍在漢口的紐西蘭記者路易·艾黎，一名共產國際的支持者，也是霍格在中國的一個重要朋友，這樣評價霍格和史沫特萊的關係：

喬治為史沫特萊的自由天性、她的社會生活以及她的共產主義觀點著迷。史沫特萊也很喜歡他，因為喬治與媒體隊伍裡的其他人不同，除了來自家庭的和平主義理想，他並沒有帶任何成見來到中國。當然，史沫特萊覺得那種和平主義理想有些荒謬，因為中國人的確在為他們的生存而戰；她相信人類必須為生命賦予的一切而戰。喬治贊同她的觀點。他們是朋友，但我相信僅此而已。

史沫特萊喜歡霍格，希望能讓他認同自己的共產主義觀點。她還同意喬治用自己的銀行賬戶兌換現金或支票，也經常告訴喬治到什麼地方才可以採訪到好新聞。喬治的生活中一直不缺少，或者可以說他很喜愛那些堅強、不循規蹈矩、有點“難相處”的女人。他的母親和穆里爾阿姨就是有主見的女人，而史沫特萊則是穆里爾阿姨的更加危險的版本，只不過沒有穆里爾中產階級式的嚴格禮數和道德要求。

在漢口，還有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我們不得不提，那就是賦予漢口勃勃生機的阿基鮑爾德·克拉克·科爾爵士。1938英國駐華大使館從南京遷到漢口不久，阿基鮑爾德·克拉克·科爾爵士就被派來中國，擔任英國駐華大使。他是一位開明、生活豐富多彩的人。他和他美麗的智利妻子琪達無論是在漢口還是在之後的重慶，都熱衷於舉辦由國民黨、共產黨、記者、商人等各界人士參加的聚會。他的妻子擁有一頭金黃的捲髮、漂亮的五官，嬌小可